社会创业家>《社会创业家》杂志>2009年第11期 总第22期>创业学院>学 问

学 问

本期坐堂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


Q:一位协会负责人问:小协会如何适应潮流?

您能对我们这些小协会未来更好适应世界潮流,提供一些建议吗?

A:其实有时候“有为才有位”

邓国胜:对于小协会,我们的研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发现虽然在同样制度环境下,虽然大多数协会无所作为,但是有些小协会却非常有生机、有活力。所以说,在同样制度环境下,不要过多抱怨,其实有时候“有为才有位”。自己要积极主动有所作为。怎么样做?这要取决很多因素,一个是国家让出的空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我们小的协会自己要不断建立学习型的组织,甚至学习型的网络,不断完善自己内部治理结构,不断加强组织内部的管理。我想只有这样,我们小的协会才能够有所作为,所以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环境是一个方面,但是机构自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升组织的领导力,需要我们能够不断去创新。我们小的协会才会不断有生机和活力。小的协会有了生机和活力,将来最终有一天,我们的协会就会形成强社会的局面。

Q:一个农村草根NGO发起人问:为什么农民环保意识这么差呢?

有什么高招吗?我们主要做农村生产和生活垃圾处理的。在我们这里,污染一点也不比城市里少,水都是黑色的,又臭又脏!但是大家都不太关心,我们去动员,劝说都无济于事,为什么农民环保意识这么差呢?不知道邓老师有什么高招给我一下,使我们更有效开展工作,建造一个山清水秀的农村社区。

A:最重要的招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

邓国胜:记得印地安纳大学政治学一位教授拿了诺贝尔奖,最主要贡献就是解决悲剧的问题,农村的环保问题其实也是一样,容易导致出现公地悲剧,因为集体公共资产,大家都不愿意提供,都愿意搭便车。

对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奥斯特洛姆提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传统的方法无非就是两块:一个是政治管制,一个是进行私有化。奥斯特洛姆的高招就是通过群体的组织,让他们通过组织资源解决问题。其实环保组织就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这是环保组织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一种思路。

所谓环保组织有几个层面:一个就是外来组织通过环保研究来推动农村的环境治理,比如说廖晓义的地球村大概就属于这类。我个人认为外来NGO环保发挥知识性作用,最重要还是动员农村社区农民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让他们有这种意识,让他们自己能够参与自己的这种生活,参与环境的保护,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所以,环保NGO重在公众的参与。

我想我没有高招,最重要的招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参与环保行为。

Q: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前沿-社会公益创业”课程学生问:这里值不值得我们拼命?

对于要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你觉得公益创业有无前景,值不值得我们为之拼命?

A: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潮流

邓国胜:这几年社会企业在发达国家成为新的时尚,一个方面表现在名牌大学纷纷成立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开设社会企业方面的课程,像哈佛大学、印地安纳大学这些美国最好的公共管理学院。除了公共管理学院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以外,像美国商院、教育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工作者学院等,都纷纷开设社会企业课,通过开设这些课程培养学生更高的责任感,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

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学是要塑造人的,不仅要给他们知识,而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道德和价值。现在这些课在美国成为非常时髦的一些课程。

目前我国高校里这方面的课程还很少。我觉得我们各个高校有责任加大研究,不仅是公共管理学院,商学院也要增加这方面的课程,培养青年学生不仅投身商业、工商领域,而且投身于社会创业。

国外学术界不仅纷纷行动起来,政府对这方面也高度重视。比如,英国出台相关政策法律来鼓励社会企业创业,对于这种创业者给予很多减免税的优惠。

美国有很多基金会,比如美国阿育王这类机构专门在推动社会企业创业,给一些人进行社会创业提供很多资助。另外,美国有一些机构对创业进行评价,每年评出最有贡献的社会企业家,推动和引领社会新的发展方向,促使一流人才不仅到政府、到企业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投身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总的来说,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潮流。

Q:一位基层官员问:这些组织如何更好地和政府合作?

在我所管辖区域社区内,许多草根组织,主要是维权类的,他们的方式有些极端,经常采取围、堵措施,尽管他们有时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但给社区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政府想管他们,但是没法可依,因为他们没有注册,也不是什么非法组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得这些组织更好地和政府合作,减少负面影响?

A:我们更多是要疏,而不是要堵

邓国胜:对这种问题的解决,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做法。比如,青岛市有一种做法,就是给社区组织进行备案,备案以后通过居民自治组织进行引导,这是一种解决方案。

另外,作为一些社区的自治组织,怎么能够更加积极主动为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因为他们的有些方式之所以走极端,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制度化的这种参与渠道,没有相应的表达空间,所以逼着他们只能是采取极端的行为。

我们更多是要疏,而不是要堵。我们要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供公共场所。这个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一个经验。我曾经去日本神户考察,它们社区有很多草根组织,包括维权类的组织。政府最重要的方式是给它提供公共平台,比如,有一些原来部门撤销了,楼空了,把这些空间改造一下,免费提供给NGO,让它们在里面活动,这样就不会到处占社区的地方。

另外,政府跟他们需要有一个制度化沟通交流的机制,就是定期听取社区的意见、建议,给它们一个“疏”的渠道。

我们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金,社会处于特别容易冲突的时期,我们政府在管理方面尤其要注重利益多元化,怎么去满足多元化的诉求,怎么去给这些相关的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机会,给他们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可能是在我们在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尽量把负面的作用消除掉。


(本栏目和NGO互动网合作,详见在http://www.ingo.org.cn/第17期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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