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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 何必要定义?

谢家驹



《社会创业家》杂志上期《圆桌》专栏,刊出多位知名人士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及意义的讨论,发人深省。笔者在香港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多年,曾目睹及亲身经历过概念上的混淆、激烈的辩论。现在稍为尘埃落定,分享一些经历及心得。

《圆桌》上的讨论,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定义社会企业,二是主流企业是否也可以变成某种意义的社会企业。后一个问题比前者更重要,更值得我们深思及行动。

下面我用一幅图像来表达:

香港的社会企业

在香港,虽然最早出现的社会企业(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是三四十年代的事情,但公众(包括笔者)得悉这个名词,大约只有10年历史。2003年“非典”肆虐之后,香港经济大幅萎缩,失业率走高,香港特区政府接纳当时首次成立的扶贫委员会建议,开始运用公帑资助创办社会企业,先后成立了两个拨款委员会(分别隶属民政署及社会福利署),为NGO提供种子基金(最高可达港币300万),但明确规定只有以慈善团体注册的NGO可申请,个人及一般企业皆不被考虑。

当时特区政府确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方法却大错特错。因为NGO虽然擅于提供社会服务,但要他们创办需要自负盈亏的社会企业,却是勉为其难。


有幸有不幸

由政府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有幸有不幸。有幸至少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政府高调支持社企的创办,媒体首次出现大量关于社企的报道,不少港人突然认识到社企的含义及运作模式。这个社企“启蒙”作用,特区政府功不可没没。

二是不少志愿团体突然多了一个资金来源,以无偿方式获得资助来创办社企。即使大部份最终不能做到自负盈亏,但在过程中亦为弱势社群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及收入,或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社会服务。

不幸的地方,就是令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社会企业大多会亏本,必须有政府资助才值得创办,结果使一些真正的社会企业也会为了不希望人家以这种角度视之而否认自己是社会企业。

另一个更深层的不幸,就是拔苗助长。目前香港粗略统计约有400家社企,其中约3/4是由NGO 创办的。但这些NGO的“社企”,却有超过90%并非以公司注册、而是挂在NGO名下的“项目”,既无股东,又无董事,只有行政领导。严格来说,还不能算是任何意义的“企业”。特区政府称它们为社会企业,有点自欺欺人,实际是拔苗助长。

2008年,笔者与数十位关心社会企业发展的人士,创办了《社会创业论坛》。我们觉得,当时香港最需要的是有社会创业精神的人,而不是徒有空名的社企。我们没有去争辩社会企业的定义,反而集中力量鼓励及支持更多社会创业者的出现.


此时此地的定义

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了社会企业咨询委员会,由民政局局长担任主席。笔者是其中一个成员。委员会负责向特区政府提供关于社会企业发展的建议。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主席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什么都可以讨论,除了社会企业的定义。”笔者大吃一惊,但想可能主席知道这个问题争议性大,不希望首次会议便在委员间产生太大争论。结果真的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快散会时,一位委员向主席发问:“我们是社会企业咨询委员会,不可能不涉及社会企业的定义。请问主席我们何时讨论这个问题?”多位委员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坦白地说,主席也很意外,不知道如何应付。他当场委派笔者去安排一个座谈会,邀请各委员及业内资深人士一起探讨,并明确提出一个议题:此时此地在香港,社会企业应如何定义?

由此可见,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公认的社会企业定义。每个地方都要自己作抉择,而且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

笔者邀请了所有委员,加上大约20位社企界活跃人士,用了半天时间深入讨论这个专题,结果仍是意见纷纭,没有明确共识。但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笔者也得做总结,并大胆地为香港此时此地提出一个定义。在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笔者向主席提交了报告。

笔者当时的社会企业定义是用英文写的,可以翻译成:“社会企业是一门有明确社会使命的生意。它需要创造收入及利润以达致持续经营,但利润主要是重新投资在企业内以进一步实现其社会使命。由政府出资创办的社会企业,任何利润将不会分发给股东;由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会企业,分发给股东的利润不可以超过33%。”

这个定义基本是当时特区政府所采用的定义,唯一新加的仅是“由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会企业,分发给股东的利润不可以超过33%”。其实,假若是私人出资,又没有涉及政府资助,政府是不能过问其利润分配的,因为私人企业拥有者有全权决定利润的分配。

至于何以将分发给股东的利润设限在33%,是参考英国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简称CIC)的有关规定。英国虽然号称有超过60000家社会企业,但也不能以“社会企业”作公司注册。最接近社会企业意义的法人身份就是CIC,其中一项规定正是利润分配限制在33%之内。

笔者这个建议,在委员会上竟然不获通过,主要因为多位NGO代表大力反对。尽管这个定义完全没有影响到NGO运作的社会企业或项目,但他们对容许任何利润分配都不赞成。结果主席宣布暂时按下这个建议,日后再作讨论。

笔者当然有点失望,但觉得不打紧,反正当时在香港也未出现可以分配利润的社企。而且即使有,亦不会受这些定义影响。笔者深信,此时此地在香港,这个定义是恰当的。

 

“黑暗中对话”的启示

2008年,笔者与张瑞霖创办了黑暗中对话(香港)有限公司。从开始我们便参考英国CIC的做法,不申请政府资助,由20名股东共集资港币560万元。开业后第7个月便能做到收支平衡,第二个财政年度便开始盈利,第三年开始向股东派息,比率不超过当年盈利的1/3。此外,每年1/3的利润捐给“黑暗中对话”基金。这是一个以慈善团体注册的机构,可以接受个人、企业或基金会捐赠。基金的用途有二:一是赞助失明人完成梦想,二是赞助低收入人士享受我们的收费活动。余下的1/3利润留在企业内作发展之用。

我们希望展示在香港此时此地社会企业可以有的运作模式。我们不是说这是唯一或最佳的模式,但却是切合香港现况的可取选择。首先,私人集资可以调动社会上相当充裕的闲散资金,毋须过份倚赖政府资助或慈善捐献;其次,以资金换股权,在有盈利时可分红但局限于当年利润的1/3,让股东分享部份盈利,无可厚非;再者,股权可以转移,股东有权出售股份,方便资金流通。

我们觉得,这个模式很适合香港,至今我们未碰上“道德绑架”问题,也没有人认为我们是社会企业便应该不收费或低收费。过去数年间,香港不少社会企业采用这个模式运作,如L Plus H CIC Ltd.,仁人学社,我们希望这会成为趋势。

2014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首次公开表示接受类似CIC的利润分配模式:“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企数目由2008年开始有统计时的260间,增加至现时450多间。这些机构或以非牟利形式经营,或其股东只会分摊少于35%的盈利。”民政局有关官员表示,这将会是官方最新定义的一部份。

 

国外的经验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7年成立了社会企业研究会,并于次年发表了首份报名,估计日本社会企业的市场规模约2400亿日元,社会企业数目约8000家,从业人数32000人。研究会的定义简单直接:“所谓社会企业,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从事营利活动的事业体。”201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文章进一步解释:“社会企业指的是以残障者支援、育儿支援、扶贫帮困、振兴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社会问题为目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活动。社会企业与以往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不同,与行善、不收取报酬的志愿者活动不同,社会企业将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新产业、新工作方式的生力军,是一种新型的事业型态。”


主流企业的角色

这是至为关键的问题。首先要指出,社会企业无论如何迅速发展,毕竟占整体经济的比重相当有限。但社企的影响力,不在乎数目多少,而在于对主流企业的冲击及启示。社会企业有力地挑战了两个习以为常的金科玉律:一,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谋取最大利润;二,创业者唯一目的就是为自己创造财富。

社会企业的成功,证明企业是可以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与创造利润的。主流企业不应再以为股东谋取最大利润为理由,以“在商言商”为挡箭牌,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不闻不问。

社会创业者的涌现也说明创业者不一定只是追求财富,创业者可以同时为自己创造收入及解决社会问题。

主流企业其实可以是推动社企发展的火车。它们可以用种种方式去支援现有的社企,更直接的是自己创办社会企业作为附属公司,运用企业本身的人才、专长、资源、网络等让这些社企发扬光大。一般的CSR活动,慈善性居多,经费花掉不再回流,亦很难有持续效应。但兴办社会企业,既有助解决社会问题,还有机会创造利润、持续经营,对企业所处的社区、受助对象、员工等都有正面作用。笔者相信这是当前主流企业实践CSR的一个绝佳方式。


B Corporation

主流企业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向类似B Corporation过渡。内地读者对B Corporation可能还很陌生,至今没有标准翻译,姑且称作B公司。这类公司在欧美已日渐受到重视.

一般的企业形式以“有限公司”为主,概称为企业。受英美两国公司法影响较显著的地方,皆认为企业唯一的功能就是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益。假若管理层以公司资源为社会做些贡献,个别股东可以控告公司没有为他们争取最大利益。大约10年前,三位商界翘楚在美国开展了一个运动,提出一种崭新的公司形式B Corporation,并为此建立相关的“认证”制度。更重要及艰巨的,是要在美国每个州推行立法,令B Corporation拥有合法的企业法人地位。至今已有27个州通过相关法例。

B代表 Benefit,字面意义是利益,实际意义是公众利益。所谓 B Corporation,就是以企业行为去创造公众利益,即以市场为杠杆解决社会或自然生态的问题。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本来是匪夷所思的,很多人甚至觉得它与资本主义背道而驰。但B Corporation 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企业,其“资本”是私人所有;利润分配也完全没有限制,全属股东所有;亦无税务优惠,这与一般企业税率无异。但它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却有根本上的分别,因为它的整个核心业务都是针对解决社会问题。

 B Corporation虽然起源于美国,但已发展成国际性运动。它有一套认证制度,方便世界各地企业采用及申请。笔者也尝试过香港的企业申请,发觉手续较繁复,不大适合“国情”。但其基本精神却有“普世”意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发展出自己的CCorporation。C可以代表中国,亦可理解为“有中国特色的B Corporation”。

 B Corporation的出现,或多或少与社会企业的成功有关。在中国大陆,我们是社会企业的后进者,但同时又身处主流企业脱胎换骨的历史性机遇。我们的策略,应该双线同时发展:一方面大力发展社会企业,同时借助世界级社会企业的成就启发及促进主流企业的改造。事实上,两者正好可以相辅相成,亦会大大加速社会向更公平、关爱、持续及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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