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业家>《社会创业家》杂志>2014年第11/12期 总第67期>人物>我是种瓜得瓜的尤珍妮

我是种瓜得瓜的尤珍妮

口述/尤珍妮·哈维

种瓜得瓜”(We are what we do)运动的目标是推动社会改善与社会参与,它的基本概念简单而高明: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善小地方,许多人一起改善许多小地方,就相当于大规模地改善了社会。如今,这项运动已经发展为规模巨大、世界性的“觉醒运动”。但今天,我们并不想讨论运动本身,而是和你们一起倾听运动的发起人尤珍妮·哈维的自述,去了解到底是什么让这位主修大众传媒、多年在企业打拼的澳大利亚中产阶级女人投身于慈善事业?

局外人

我于1968年出生于悉尼,在成长过程中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我来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期可以算是被保护得很好。我运气不错,但从来没有归属感。我想部分原因是从小到青少年时期,我一直超重,让我觉得格格不入。

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上大学,不过那段体验也开启了一个观察世界的绝佳窗口,让我见识到外面的世界并不是和我身边的那个一样美好。我念大众传播,在当时的悉尼这是颇激进的,很左派,而且都是成长背景跟我完全不同、因各种原因而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人。那段时间不但扩大了我的视野,在我生命中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来自悉尼剧院公司。这是一个庞大的艺术组织,我属于宣传部门,而且爱死了这个工作。几年后,我开始想下一步该怎样走,然后就看到梅铎征求公关经理的广告。我去应征被录取,从草创开始,在梅铎手下的大公司做了三年企业公关工作。

看看我在“种瓜得瓜”的现状,再和当时大企业环境的状况相比,你们可能感觉很奇怪。但我相信,有时就要先尽量远离,才能最终抵达想去的地方。那时我已经知道,那样的环境工作,与我的目的相关甚远;不过那时我也搞不明白去哪里。于是我就一头栽了工作中。就发展某些技能而言,这经验绝对有用,而且让我在今天的工作上处于有利位置。

但我摆脱不了那种空虚感:我快30岁了,面对自己发展出来的专业,却开始情绪低落。我也感受到功成名就的强大压力,逼我走上一条特定路线,才不会辜负别人对我的期望。


圆梦

这就是我想到伦敦碰运气的原因。我认为在伦敦能更自由地尝试新事物,就算搞砸了也无所谓,反正没人认识我。

我对自己的未来原本就没有明确的规划。我算是有点头脑的女孩子,而且我想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去当律师或类似的什么。不过有一点是我很肯定、也深切渴望的,那就是想去感动别人、影响别人。我向来热衷于表演艺术,童年时还梦想要当喜剧演员。我父亲是个很有趣的人,我觉得我应该遗传到他的风趣,也许我能挖掘出自己的潜能。

这就是我到伦敦的大挑战。白天我在澳洲旅游局上班,这工作也很有趣,为了把2000年的悉尼奥运推销给英国记者,我们可花了不少功夫。晚上我则在城里到处游走,希望能在喜剧团里闯出一点名号。那阵子我终于了解了一件事,就是不管我的想象力有多丰富,我都不是喜剧奇才!

说来讽刺,能认识到这一点,竟然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我认为,如果你内心深处藏着某个一直想实现的愿望,与其总是犹豫“我行吗”,不如去尝试、去碰壁。自以为才华横溢,结果发现眼高手低,当然会让人深受打击。不过,反正我已经彻底实践了自己的梦想,自然也就推着我继续大步往前,并且思考下一步是什么。

面对现实

可是这时我开始感到失落,不晓得自己究竟想去哪里。这感觉早就有,现在则日益强烈。我越来越气自己,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欠缺了什么。现在我明白,当时我经历的应该正是今日西方社会中许多人的感受,也就是极端的疏离、孤独和空虚感。

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社会中,这对我们的影响十分惊人。事实是,近年来个人消费发展到夸张的地步,却未曾让我们更快乐,而是让人感到权力被剥夺、幻想破灭,且更胜以往。在大战后的配给时代,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还比这高一点。

我灰心丧气,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我没有穷困潦倒,但这并不代表我内心没有感觉。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外面”其实还是很挤的,每个人在某个时间,都会觉得自己像个外人,而且每个人对这一点的体会都不同。除此之外,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姐姐生下了老二。她从医院病床上打电话给我,我当然非常替她高兴,可却觉得自己离她体验到的喜悦很遥远。

这件事反而让我茅塞顿开。跌到谷底的最大好处就是,你只有一条出路,即站起来往上爬。于是我开始想,且慢,你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健康,有爱你的家人,有磨练发展了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又不像很多人背负着财务包袱或个人责任;我有极度的自由和好运;再加上真正渴望做成积极的事情,突然之间,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大好机会

那时我就知道,我要把这种同理心运用在像我一样的人身上,去改变社会。然后,意外找到机会的天赋发挥了作用。

大卫·罗宾逊是伦敦东区慈善机构“社会连结”的负责人,他来我们公司演讲,主题是关于社区排斥与后果,内容真是扣人心弦。他探讨了品牌广告的力量,以及如何正当地利用这种力量,协助非牟利组织去推动社区参与和责任。他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而且已经找到一群渴望落实这个想法的人。

我知道,我终于能把技能运用到让我自豪的事情上了,不但可以刺激大众起而行,还能帮他们找到自我以外的归属感。于是我辞掉工作,和大卫一起发展“种瓜得瓜”运动。我们的挑战就是不让这个运动昙花一现,而是持续运作。我们以圣雄甘地的想法作为出发点:“我们想看到世界怎样改变,我们就该当是那个改变。”但我们也有一点坚持,就是不要把它发展成另一个志愿事业——那种自命清高的玩意儿。

在初始阶段,推动这个计划的是我们的热情,直到现在也还是一样。我想影响别人,我想做点事情,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实行。过去几年来我推动这个计划,也雕琢出我的人生哲学。我现在深信每个人都可以做点事情,而且我们也都有责任做点事情。

坚持信念

我从来不曾怀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而且我认为,这种信心就是我们现在能成功的重要因素。话虽是这么说,但当时我们完全不晓得这计划能够这么成功,包括那本书。当《五镑钞票让世界改头换面》出版时,我们认为,运气好的话大概可以卖出一万本。结果才100天就卖掉了10万本!书刚出版时,我们跟财政大臣一起吃了顿奇妙的早餐,座上还有好些商界领袖。早餐吃完,我们已经卖出了34000本。

大体而言,我们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有一个效率极佳的团队。我们周围聚焦了一群有相同理念、相同热情,而且为计划尽心尽力的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计划的主人。我们有一群正式职员,原则上每天都会来上班;但我们也有非正式的支持者网络,在需要的时候会来帮忙。所以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如今我的工作环境和以前在大公司时,有如天壤之别。我在大公司时代的积习曾残存了一阵子,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早上8点自动出现,工作到晚上7点,而且工作时一定要不苟言笑。反观我们现在的团体,有全职的,有兼职的,也有那种“如果我来的话”,可是这绝对不是说他们不认真!只不过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尽相同,有些人比较随意就是了。但他们人都很好,只要来了就全心投入,我也一点都不想改变成其他方式。让大家在工作时自由发挥,关键时刻又能配合得天衣无缝,这是我格外骄傲的。

掌握今天

如果能重来一遍,我想我仍会做相同的决定。虽然开始时我曾多次撞进死胡同,我还是认为应该抓住每个机会,即使是没有带来机会的相遇和会议,也能让你认识一些人,你永远无法预料将来会有什么收获。

我真的相信,情绪低潮时,最好的对策是采取行动。事实上,我的头号秘诀就是动身去帮助别人做点事。有一次,我的男友外出度假,他的邻居刚好过了很坏的一个星期。结果她跑去把我男友家从上到下打扫了一番。我进门时简直不敢相信。她说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定要找点事情做,才能让自己好过一点,结果真的有效。而且天知道,我也觉得好极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心情很坏,就来帮我打扫家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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