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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超:蜗牛慢慢走,记录民间之美

文/依江宁

他们是一群自称“蜗牛”的年轻人,走进民间乡野,以原生态口述的方式记录一个个民间艺人的故事。他们自费创办了记录民间工艺的冷僻杂志《蜗牛》,向都市里的年轻人传达传统慢生活之美。在记录的同时,他们也感叹民间工艺消失之快,于是成立了手益公社,将民间工艺品带到城市去销售,即传承和宣传了传统工艺,也为改善手工艺人的生活现状尽一份力。




“我们在这个被物欲绑架的时代里沉浮,光鲜也危险着;爷爷奶奶身上残留的过去生活的蛛丝马迹,古板却温暖着;我们这代青年渐渐沦为传统生活的旁观者,我们与传统民间艺术会成为一种什么关系?”这是28岁的青年邓超和他的两个搭档最关心的,也是一群和他们志同道合的“蜗牛”们为之努力的方向。

从留学“败家子”到民间艺术宣扬者

邓超出生于山东青州的农村,高中毕业后,因为有亲戚在乌克兰,他学了一阵子俄语就远赴乌克兰去留学。乌克兰是前苏联的重工业基地,航天技术至今非常先进,邓超选学的正是这个专业。他对三维立体图和机械图都很有天份,常能拿满分;人也很刻苦,经常在图书馆学到闭馆才出来。然而,他很快发现,乌克兰这所大学虽然掌握着先进的技术,但核心东西绝不教给外国学生,他们经常把留学生打发到A教室上课,本地学生则到B教室。学不到真东西,也没有建立起价值观。那一年半,邓超非常迷茫,于是想转学哲学,他对此很有兴趣,还读了不少尼采、黑格尔和叔本华的书。但母亲觉得这个专业没有前途,以断绝关系相逼,甚为悲烈。邓超不得不转到经济工程大学学经济管理。这根本不是他追求的生活,熬了一个学期,2007年初,他退学回国了。

风风光光地出国,一无所获地回来,邓超一时成为村里“败家子儿”的代名词。为了躲避村人的指指点点,半年后,他“打着自学考试的幌子”逃到北京。

在北京,他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后来参加人大中英合作项目的自考,一年通过了两个专业的十几门课,还被选为代表去做课程汇报。这算是对老妈的安慰吧,证明他还是有能力拿到文凭的。

邓超还认识了一个清华美院的老乡,被带着旁听了不少课。邓超从小学画,还靠美术特长升入好高中,现在他的美术热爱又被唤醒。旁听的另一个收获是,他认识了后来的搭档吴垠和高登科。吴垠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方向是当代艺术评论;高登科在清华美院读研,方向是考古。2010年,邓超参加了清华美院组织的一次民间艺术田野考察,三个人聚在了一起,谈文学、谈艺术,聊得投机,成了朋友。

在这次考察中,邓超第一次接触到“民间艺术”这个词汇。他非常幸运,带队的杨阳老师,她的父亲杨先任教授曾在上世纪80年代带着她在黄河流域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并最终写成《黄河十四走》一书,详尽描述了当地的剪纸、面花、绣片,那是一本礼赞生活、礼赞民间美学的一流著作——故事要流传下去才成为故事,热爱要继承下去才成为文化。年轻的邓超承继了前辈们对民间艺术的热爱,田野调查令他激动不已。

这一年春节,他们又一次重走当年路线,对黄河流域中下游民间美术做了一次考察。从山西到陕西,近千公里,尽已物是人非:曾经绚烂多彩的民间艺术衰败不堪,活在民间的工艺品基本不见遗迹。一个词,陡然浮上邓超的心头:挽救!

“我能做什么?”邓超开始苦苦思考。起初他想做一个记录民艺的网站,呼吁人们关注民间艺术。吴垠和高登科对此全力响应。不久,受地铁里散发的DM杂志的启发,三人又有了新计划:做本画册。“他们能这样免费发,成本一定不高,而且这种方式能把与民艺相关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读者。专业的民艺书读起来比较枯燥,本来是没文化的老大娘看了都高兴的东西,结果连知识分子都看不懂,我想换个语境说话。”


生活如此美好,我要慢慢走过

邓超创办的这本独立杂志叫《蜗牛》,专注于民间艺术的再发现。在传媒领域,邓超是外行,甚至连成本核算都没做到位。刚开始做,没有资金,不会调图片,不会排版……那份绝望,那份抓耳挠腮,绝对是局外人无法想像的。

但《蜗牛》是独特的。它的内容题材新鲜,来自第一手的田野调查,带着泥土的气息;它的采集方式特别,一群年轻人以“玩耍”的学生的面目在村里走东家窜西家,得到货真价实的原生态“口述”;它的呈现手法有趣,从头到尾,图文并茂地从从各个方面讲述一个主题,甚至一座村庄或一个家族。他们只做“活着”的民间艺术,而不静静躺在博物馆的那些。《蜗牛》出刊极慢,因为,只有收回成本,他们才有资金启动下一轮的田野调查。杂志的美术设计,基本上是快要出国留学的志愿者任妍一手承担的。至于采访线索,就在“朋友的朋友”中四处打听,首期主题《竹子,大地的礼物》中的李眯眯,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撞”到的。

2011年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坐了11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外加3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蜗牛们”来到江西婺源黄源村的眯眯家。在这里,他们认识了眯眯的大舅,一位巧手篾匠;从眯眯的母亲嘴里,他们听到很多眯眯外公、一个老篾匠的故事;他们又来到附近镇上的油纸伞厂,还跟眯眯的父亲到茶田采有机“明前茶”,顺便走访了在山上种有竹子的眯眯的姑父。这群没有采访证、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记者”们就这样把眯眯一家的“开心农场”全景图生动地展现给我们,有特色的亲戚一个不能少,一步一景一工艺,环环相扣,自然延展,让我们在欣赏鲜活的民艺之余,也被他们质朴浓烈的亲情所包围。

《蜗牛》关注民艺,更多的是想挖掘民艺背后的乡土生活。工艺诞生的土壤是什么?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如何?工艺如何影响当地人的生活?这包含道德价值观和文化传承。

因此,邓超和他的“蜗牛们”选择的都是民间带着浓重生活气息的物件:茶叶、虎头帽、面花、拼布坐垫、柳编筐,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扫帚。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这些物件时,邓超的回答很简单:美!“我见过最美的扫帚是蔚县的。”艺术家马路老师这句不经意的话语,把这群“蜗牛们”带到了河北蔚县。他们坐着三轮蹦蹦走街串巷,透过阳光照耀的窗花,探寻着真正能够代表蔚县性格的老百姓真实面貌,感受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下涌动的暗潮。不要小看这再普通不过的扫帚,从芨芨草的收割,到编扎成型,要经过多少道程序,它们才能经久耐用,禁受得住劳作的反复摩擦。“从一棵草就能掂量出良心。”匠人们说。

美的生活是要靠时间来体验的,我们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快呢?


自己还鬼火般一点亮,还假装太阳照亮别人

《蜗牛》能够为人所知,基本靠口碑。目前,《蜗牛》在北京、深圳、广州等近20个城市有经销点,在淘宝上也有网店,特别是在微博亮相后,得到很多热爱美和民间工艺的年轻人的关注。

到现在为止,《蜗牛》已经出版六期,而且依旧坚持采用专业的田野考察方式。在路上,“蜗牛们”发现很多传统手工艺匠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在贵州白兴,只剩下一个染匠——杨勋勇。他曾是村子里最富的年轻人,但现在,随着枫脂染的没落,他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儿子就要上大学了,为了减轻生活的负担,杨勇很可能不得不外出打工,他走后,白兴的染布工艺也许就此消失了。邓超常常被匠人的手艺打动,当场定制他们的作品,出价之高常常让同伴们咋舌。有一次,他花了200元买下一块拼布坐垫。大家为此争执起来:这么高价买回去,怎么卖出去?不能光靠同情心去做民艺,同样,《蜗牛》也不能只卖理想,它不仅仅是一本画册,更应该发展成为一个民艺品牌。这是“蜗牛们”在争论中明确出来的方向。

作为研究民艺多年的专家,清华美院的杨阳老师很看好现在民艺衍生品市场,他给“蜗牛们”提了一个建议:“要是‘蜗牛’能把它和现代人的生活结合起来,做衍生品,不光‘蜗牛’的生存不成问题,那些民间匠人将受益更多。”

邓超等人确实做了尝试。他们已经成立了几个“手益公社”,由蜗牛与手工匠联合发起,在都市代卖手工艺品,努力为传统手工艺匠人、乡村留守人群以及其他从事手工制作的弱势群体带去更多的收入。清明节期间,他们把江西婺源的古法手工炒茶送进了都市。为了节约成本,所有的包装工序都由“蜗牛”自己的工作人员代劳,几个人光是系绳子就系到手脱皮。好在销量不错,惠及当地的同时,也解了“蜗牛”的燃眉之急。目前,婺源手工炒茶技艺合作社、蔚县柳编合作社,贵州白兴大寨枫脂染、刺绣合作社等多个民间工艺组织都与“手益公社”进行合作。

在很多年轻人都沉浸于网游、沉迷于网聊的时代,邓超却能把目光投向岌岌可危的民族传统工艺,这让很多人惊讶的同时也心生佩服。但邓超并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高尚,他只是做了些发乎于心的事而已。他最欣赏的是作家乔瑜在小说《大生活》中的那句话:“自己还鬼火般一点亮,还假装太阳照亮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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