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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劳动争议服务社:探索混合模式 克服生存瓶颈

文/社会资源研究所 鲜瑜

春风劳动争议服务社(下简称“春风”)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致力于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生存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发起人张治儒先生原本是一名珠三角普通务工人员,因在工厂受伤,开始艰难诉讼。在当时的深圳,持证律师收费很高,而且劳务纠纷案件很难在一年内得到解决,漫长的诉讼历程把一名工伤工人磨练成出色的劳工法律专家。他接触并认识了大量工友,他们都不懂法,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自身案件的胜诉则增长了张治儒代理劳务诉讼的经验和信心。为此,他创办了春风,专门代理珠三角地区打工工友的劳动维权案件。

春风成立之初,遵循传统的NGO模式,免费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代理服务,但举步维艰,资金链极为紧张。最困难的时候,发起人不得不从银行贷款甚至拿出妻子的工资来填补漏洞。为改善财务状况,春风改变了起初单纯的免费服务模式,发展出免费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业务模式。直到今天,有偿代理依然是春风最重要的业务,占到春风法律服务中的30%

后来,春风逐渐获得一些社会资助,于是从2006年开始进入法律培训领域。张治儒从自身经验开始,通过与工友深入沟通,编写了一本劳工维权的小册子。每个工友只要参与四次培训,即可掌握自我维权的基本能力。这一业务发展起来后,春风于200710月拿到了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于是该培训业务成为春风最稳定的一项业务。

春风将自身业务概括为四个方向,分别是法律代理、法律培训、工伤探访和文化活动。工伤探访,是前往社保定点工伤医院探访工伤病人,宣传法律知识;文化活动,即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组织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比如看电影、外出游玩、演讲比赛等。这两方面的业务可视为春风为发展、巩固工友关系而进行的公关工作。

除此之外,春风还积极参与立法游说,曾成功组织、倡导废除劳动仲裁收费,现在正积极倡导废除劳务派遣。自成立至今,春风服务了12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每年运营成本在30万人民币左右。业务繁忙的时候,登记服务的志愿者有90多名,但机构的常务工作人员依然只有3名,其中包括发起人兼职财务的妻子。


春风成长的政治环境

作为一家维护劳务工权益的NGO,春风必然离不开与政府的互动、联系乃至博弈。春风的前身名为“打工者联合会”,但被当时的民政部门称之为“第二工会”,既包含了对他们工作的肯定,也暗指他们不正规,有仿冒之嫌。为此张治儒曾给时任深圳市市长写信反映情况,春风最后还是以工商企业的身份注册,在社会上开展活动。但春风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却一波三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对劳工NGO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明的不同时期。

第一阶段正当珠三角经济起飞之时。1996年周立太在珠三角地区发起第一例工伤诉讼,标志着以公民身份为打工者提供法律代理服务的NGO模式的诞生。这种模式一直不为政府部门接受,周立太也在2001年被法院认定为长期非法执业,责令立即停止。春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成立,面临着无法取得民非资格又在经济上无法维系的困难处境,艰难地维持着。

第二阶段是随着中国经济切入全球生产链条中,劳动纠纷日增,类似春风的劳工机构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在此期间,政府的态度有所松动。一方面,劳资冲突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一直被视为相当敏感的议题,必须控制在政府设定的范围之内,与政治稳定保持一致。为此,政府也屡屡警告提醒他们,不要接受国外的资助或参加敏感活动。另一方面,政府也确实感受到,春风这样的劳工机构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政府和工会应该承担的角色和工作,在对社会矛盾的梳理方面做出了它们独特的贡献。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认为,“公民代理人”是农民工的一部分,一味“打压”不是办法,不如采取一定程序把他们“收编”在工会等部门。这种态度代表了官方体系对春风这种劳工NGO的普遍看法,于是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对这样的机构表现出亲近。

200710月,深圳市总工会召集张治儒等16个“公民代理”在深圳西乡召开座谈会。工会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民间维权者的个人情况和维权技巧,按张治儒的说法就是“向我们取经”。除这种官方交流以外,总工会和春风也不失时机地广泛接触。总工会前来春风参加过培训,也来讲过课。2009年深圳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履新,还特意前来和张治儒吃饭讨论工人维权问题。

第三阶段发端于2008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当进中国出口疲软,直接危及以出口为导向的珠三角地区。政府对劳工问题的态度猝然转向,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变为“不冷不热”。2009年春风和税务局发生税务纠纷,2010年未获工商年检通过,春风试图扩张到珠三角其他地区的尝试屡屡被政府打断。

春风2009年、2010年、2011年三次尝试将业务扩展到东莞,但都在两三个月后铩羽而归,每次房东都宁愿赔付定金也要收回办公场地。因为整个大环境的恶化,外来务工人员在深圳的生活状况也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张治儒感到以往在诉讼体系里可以利用的资源和空间正迅速萎缩,必须寻求立法领域内可能的影响,于是他2011年提出参选深圳市宝安区人大代表,但因遭受不明来源的压力而退出。

在劳工类NGO和政府关系暧昧、起伏未定的大环境下,筚路蓝缕的NGO更难彼此呼应发展出紧密的伙伴关系。如果抱团取暖的话,更会被政府视为朋党结社,而换来更大力度的打压。在环境宽松的2008年,春风曾试图将剩余营收拿出来,开展一个珠三角地区劳工组织相互学习的交流活动,每个组织可互派人员到其他组织学习,由春风承担相关费用。但是没有得到响应,这个计划也就此搁下。直至现在,春风与其他劳工组织间仍未发展出密切的合作关系或项目,彼此仍以原子化的形态在各自领域内默默耕耘。

春风所耕耘的劳工权益是一个被政府牢牢控制的议题,这一点深深烙印在春风的DNA中,并塑造了春风的形态。春风的生存空间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默许,但由于政府对劳工的摇摆态度,使得春风很难在相对稳定的空间里持续发展。由于和政府关系的不确定,又没有发展出横向的同盟关系,春风只能竭尽全力发掘自身资源,在夹缝里求生存。细究春风在发展中的策略,有一点最为醒目——它发展出的混合模式,也让它在NGO业界备受争议。下文将详细论述并试图分析这一模式。


混合模式

据岳经纶教授统计,目前全国比较活跃的劳工类NGO40多个。其中有17家靠海外资金支持,占NGO总数的42%;其它劳工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种基金会或发展机构。春风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其擅长的劳工争议代理服务,发展出备受争议的收费代理和免费代理相结合的混合模式,降低了对资助的依赖,从而获得经济和业务上的独立。

随着珠三角地区劳工群体中一批有稳定收入的管理层的出现,春风开始甄别诉求,为有代理需要的来访者聘请律师并从办案费用中抽成。将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另一家劳工NGO,下称为“打工者服务部”)的运营模式与春风相比较,即可反映出混合模式和传统模式的明显不同。

2001年下半年,打工者服务部找到了第一家提供资金援助的机构,从此不再向上门的农民工收取一分一毫诉讼费或服务费。但是在春风业务模式中,春风将有代理服务需求的来访者分为两类。对有严重工伤的、月收入在最低工资以下的、未成年的三类工友,春风提供免费的法律代理服务。对有正常工资收入且有一定付款能力的工友,春风则为其聘请律师,并从案件代理费用中抽取一定份额(5%-30%)的提成。

为降低工友的支付压力,春风限定代理费用不能高于2个月的深圳市最低工资,也就是3000元,远远低于深圳市律师行业平均收费5000元的行价。作为对承办律师低收费的补偿,春风承担了案件的文书写作和大部分行政事务,律师只需出庭三次。

然而,即使加上收费代理服务的营收,春风仍有资金缺口,于是春风将办公地辟出一角,为小区居民提供复印和电话业务。从这些微薄的收费服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草根机构为求生存而做出的努力。

在西方学界,混合模式是指将非赢利模式和赢利模式结合到一个社会企业或NGO里的模式。细究起来,混合模式中又可以划分为几种,有进行商业活动的NGO,还有虽致力社会公益却依然赢利分红的商业机构,以及种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变种等等。

近年来,混合模式已成为美国NGO发展相当重要的一个方向。春风所呈现出来的混合模式,主要是在同一个业务平台上,整合公益业务和收费业务等不同性质的服务,以源自付费客户的收入来补贴那些“免费”的客户。虽然对不同的客户群提供不同的服务模式,但整个机构仅仅从事一项核心的业务,对春风而言,其核心服务就是法律咨询。

国内业界对春风发展出的模式颇有争议,认为收费服务偏离了NGO服务的初衷,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NGO不应该收费,起码不应该收取中间提成费。春风的收费模式挑战了人们“公益不应收费,收费即不公益”的传统思维。

认识和评价春风的混合模式

随着混合模式的提出和发展,西方学界出现了重新定义和反思NGO、社企概念的思潮。有学者提出,对社会企业的核心考量应是它倡导并创造的社会价值 (Thompson,2008)。从这个角度来评判春风,最重要的不是收费与否,而是对于珠三角的2000万产业工人,春风是否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服务,是否坚持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创造出相应的社会价值。

那么大家对春风的争议和怀疑可能来源于:作为社会公益的NGO,如果进行营收业务,该如何保证收入能有效支持并应用于该机构的社会价值?同时,该如何监控公司业务中公益服务的数量和水平?这可能是春风运营模式带给大家最大的疑惑。对于一家从事混合业务的NGO,大家可能会疑惑,收费服务和免费服务的比例应该维持在多少?当同时出现两名不同类别的客户时,春风会不会在收费的诱惑下,优先选择为收费客户服务?这些问题目前都还没有答案。

2009年至今,春风以美国基金会资助为由,不再公布财务信息,笔者也难以了解春风的收入比重。但问题是,美国资助仅仅针对春风业务中的法律培训一项,其他业务收入是否也能被豁免信息不透明的责任呢?由此可见,春风的问题不在于它收不收费,而在于春风的组织架构和管理还局限在粗放的个体经济模式中,未能和混业经营所要求的问责和管理体系相匹配,使得这种经营模式只能以本能应变的方式实现创新。国内业界对公益和商业的某些传统观点妨碍了大家公正、客观地评价春风,妨碍了深刻探讨春风所呈现出的新问题。

春风起于草莽,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转型中发展起来,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本能地发展出一种新兴的公益模式,以解决自身的生存困境问题。它的业务创新和西方业界的最新潮流有暗合之处,没能得到权威机构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上的相应支持,况且这一新兴模式挑战了业界的一些固有认识。如果能以考察春风为契机,对原先的传统观点进行深刻反思,提高对混合模式的客观认识,并探讨在更大的范围内应用该模式,探索衡量社会价值的共识框架和混业经营的管理架构,可能会对业界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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