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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水社会企业,能否趟过这条河

李岩
 

在历经定义之争、模式之争,中国的公益人真正要面对的依然是资金从哪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文/李岩

 

      2014920日,以帮助每个残友走好自己人生为使命的耳目网在“天使街”的帮助下完成首次融资。“天使街”是一个专注O2O生活消费的股权众筹平台。郑勇的耳目网最终选择“天使街”,以出让12%股权成功获得了60万元

的种子资金。

“我觉得股权是一种钱生钱的概念。它能把企业做得很大。试想,别人把钱投给你,肯定不想企业做砸,那他就会把他的事业都拿进来参与。”郑勇解剖着其中的利益链条。

“股权众筹是通过上市最终让投资人获得权益的一种方式,不是无偿的,他们是要分红的,但耳目网利润的50%将用于社会企业的再投资。”在商场上打拼十余年,在郑勇的心目中,社会企业大有可为。“当时我去谈合作的时候,有投资人说不会投钱是由于残障人是弱势群体。我说服他的理由是残障人不是弱势群体,而是一个人才金矿,只是你没有挖掘。

小荷才露尖尖角

“我做过网络营销传播公司,有将近十六七年广告从业经历。”郑勇的耳目网藏身于北京东三环的居民区里,坐着观光电梯上来,可以顺便俯视周边的景观,不大的办

公空间,处处透露出主人的设计思维。

2011年,郑勇自己的公司开张,最多的时候有22个残障人在他的平台上工作,“当时我觉得能帮助他们很骄傲!”在得知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做社会企业家的培训后,郑勇决定去参加其20125月组织的培训。但很快郑勇的满满信心被打击。“当时培训老师说我,‘你才解决22个残障人士就业问题,你知道中国有多少残障人士需要排队等着你解决工作问题’。”

虽然当时略有些低落,“但我很认同他们提出的社会企业的理念,即不以纯营利为商业目的,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来构建成功的商业体,通过商业体的持续盈利来持续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从商经历的郑勇意识到,做社会企业不是件简单的事。

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一词由意大利杂志《Impresasociale》最先开始使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开始逐渐关注社会企业。但在世界其他地方,社会企业仍然鲜为人知。最近十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媒体和研究机构认识到社会企业存在的重要意义,掀起了研究社会企业的热潮。

早在2007年,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就开始在中国境内推广社会企业概念。但是由于当时的公益慈善还没有在中国成为热点,人们对此知之甚少,而且兴趣寥寥。

随后的2009年,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联合国内几家知名的基金会搞了一次社会创新比赛,其目的是要推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开展社会企业

家培训,以邀请英国社会企业家讲课的形式,来宣讲社会企业这一有趣又崭新的概念。

在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很早就开始在从事社会使命活动的同时开展商业活动。1844年,英国西北部城市洛奇代尔成立了世界第一家合作社,由28个纺织工人筹集了28英镑建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企业。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从事商业活动的非营利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这与社会经济(Socialeconomy)和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发展密切相关。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社会企业在内地也被越来越多的公益人士所提及。但社会企业目前在注册时没有明确分类,有的以工商注册,有的则以民非进行登记。但作为社会企业实践者,普遍认为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的企业可称之为社会企业。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逐渐加入到公益创业的大军。但是,这些新鲜血液大都不是以草根NGO的身份,而是以社会企业的新面孔进行活动的。

 

NGO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在香港,明途联系有限公司被视为颇为成功的社会企业案例。其为一家专门从事老年和康复用品的经销商,在三分之一的香港医院内设有门店,其中95%的店员是精神病康复者,他们能够获得和普通人一样具有竞争力的薪水、退休金和保险。从2002年成立以来,明途所有生意都是自负盈亏,2010年到2011年营业额估计4200万元。

明途代表陆澄玮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创造就业机会给弱势人群,当公司赚钱的时候他们把盈利全部分给员工作为奖金。“要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社会问题,机构首先自己要吃饱饭。当下不少NGO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光有崇高的理想,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在业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NGO大多因缺乏商业意识,缺乏自我造血功能直接阻碍了其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这也无法保证从业人员获得良好的收入,无法吸引人才加入到NGO行列中来。

郑勇在参加培训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公益机构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做穷了。“我觉得他们与市场是脱节的,总是觉得要去可怜弱势群体。”传统慈善模式的弊端在英国也存在。在英国,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救助,也多是发放救济餐,或者是提供一个住的地方,通过这种传统的慈善模式,可能国家花了上千万英镑,甚至上亿英镑,但是穷人仍然是穷人。大问题杂志作为英国一家社会企业通过让无家可归的人卖杂志,获取工资报酬,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

社会企业是一种社会创新,他是对传统的NGO做事方式和传统企业做事方式进行的一种创新。而这个正是社会企业优于传统NGO的地方,也是发展社会企业的一大原因。

既然社会企业能解决NGO的困扰,是不是所有传统NGO都适合转型成社企?“不能说社会企业现在挺热的,就都搞社会企业不要NGO了。社会企业和传统NGO在中国都需要,他们各有各的生存空间。”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彭燕妮曾服务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她认为,有些领域还是需要传统的NGO运作,“比如对于癌症病人的关怀、护理,或者是捐献骨髓,很多只能是传统NGO做起来的,这个东西很难搞商业化运作。”

社会企业必须具备和普通企业同等的“筹码”,符合市场需求的切入点、有竞争力的商品、高成效的营销策略以及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而这同时也是评判传统NGO是否能够转型的关键。

在纠结了许久的定义之争后、业内理念渐渐由研究阶段转入试水阶段,勿论模式,关键是如何让理想照进现实。

何去何从的“钱”

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团统计,自2004年到2007年,仅3年时间,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资本就达到50亿元。而这只是私募基金会拥有的资本,到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翻了多倍。

据了解,现在大多数社会企业或NGO在建立之初都会获得部分来自政府或企业的启动资金,而之后的生存大部分要靠自己的经营。虽然企业家可以持续关注与支持社会企业,并在他们准备好接受投资时予以投资,但除非市场消费者真的付费购买社会企业的服务或产品,否则他们很快就面临难以回馈投资者的困境,并且开始在生存的边缘

挣扎。

郑勇在加入社会创业的行列后注意到,很多公益伙伴没有在公益产品上下工夫,没有在赚钱上花很多心思;要么商业模式太小,小到不值得投钱;要么商业模式不着边际……“投资人首先看的是你这个项目能不能行,能不能做成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商业模式有没有想象力,而且有可操作性,做下来肯定能赚到钱。”

不管从资本运作角度,还是从公益捐助角度,非营利组织在活跃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依赖性的增强、逐渐短缺的资源、持续加剧的竞争等现实。“政府跟投资人是一个道理,如果你这个机构老是赔钱、哭穷找他要钱的话,他们也会考虑不帮你的,因为他们也赔不起。”郑勇讲着自己的心得。

社会企业被视为以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和传统NGO瓶颈的有效模式,但也有机构人员大吐苦水称,机构在得到500万融资的时候,立刻开始扩张,“项目结束了,‘一

大批人’再无合适项目匹配。”

虽然说“社会投资”的议题已经沸沸扬扬了一段时间,然而对许多的社会企业及传统NGO来说,要拥有营运所需的足够资金,仍然相当困难。

以丰富社区儿童课余生活为目标的机构“快乐三点半”负责人汪黎丽坦言,很多人对公益机构提供服务需要收费表示不理解,但公益机构提供服务也是需要成本的。

彩虹桥公益社也遇到同样的困扰。“有些人一听说产品是由弱势群体生产的,就会立刻带上有色眼镜,质疑产品的质量和对定价的排斥”。负责人刘蓉一脸无奈。

一般大众是社会企业最主要的市场,对于一般的大众市场来说,除了要唤醒大众的社会意识,也要加强行销方面的技能与策略。然而大部分的社会企业对于各种行销技

能跟工具都是相当陌生的。2013年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投资平台第一次启动,郑勇没有参加。“就是没想清楚。因为商业模式决定了你的方向,如果方向做错了,就白费功夫、浪费钱。”

这一年,郑勇发现,靠自己的商业公司养着这个社会企业行不通,“赚的钱这样无厘头的投进去,钱马上就烧完了。这样不能从根本解决任何问题。”

时隔一年,郑勇认为自己想明白了,他很兴奋自己发现了一块充满梦想却待开垦的沃土。“其实获得资金,领头人、模式都很重要。我们计划最多招15个人。我要控制人数,因为钱是比较容易花掉的,钱是整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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