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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公益回归本质

文/龚丹韵 (来源:解放日报)

          

2014年10月31日,以“创新社会治理、伙伴携手公益”为主题的第四届“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开幕。

采访新公益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种种困惑。有些公益形式有趣、新颖,但公益点究竟在哪里?

面对品类繁多、面貌多样的新公益,究竟该如何甄别?方兴未艾的民间公益,又会对社会产生哪些新影响?我们就此采访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请他为“公益”这个概念,重新作一番辨析。

民间公益成为新力量

记者:听说您是最早参与公益研究的一批学者之一,公益在我国从无人知晓到如火如荼,整个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

于海:1999年,我与李亚平先生编译《第三域的兴起》一书,介绍国外的公益组织。那时候,国内对“志愿者”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志愿”和“慈善”这两个词少人理解。我们原来倡导“学雷锋”,但它和公益并不完全等同。第二年,我参加团中央主持的中国志愿者日的活动,许多人提到这本书,纷纷问我们西方公益组织的制度、实践,究竟怎么回事。说明大家开始感兴趣了。

后来上海慈善基金会成立,我作为最早的理事之一,曾为基金会主持过2次上海“市民与慈善”万人调查。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亚平作为志愿组织代表,我和谢遐龄教授等作为高校学者代表,再加上一些政府官员,大家共同推动,志愿和公益理念在上海逐渐推广。

此后一个重要的节点是2008年汶川地震,民间公益组织兴起。以前大型救灾完全依靠国家动员,靠解放军救援和居民自救。而汶川地震期间,志愿者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很多人自费坐飞机去汶川。

记者:也就是说,民间公益开始作为新力量加入其中?

于海:民间公益不光是作为力量,准确说,它本身就是创新的力量。作为力量,提供人和钱就够了,而作为创新的力量,它有更深刻的内涵。

过去我们的慈善活动由政府主导。参与者多半是被动员、被组织。志愿者自己的创意很少,体现的是高度组织性。而民间公益崛起后,强调的是自主性、原创性。

其中,原创性特别重要。每一个志愿者都发自内心,主动开创一种新的活动方式。比如有人为民工子弟学校提供人文教育,增强农民工孩子的信心和远见; 比如复旦的学生让艺术进入社区,还动员社区居民参与艺术活动,增加他们晚年的幸福感,活动如今已经扩展到乡土教育、环境教育、保护文化遗产等内容。没有评比,没有比赛,但是居民的自发性特别高;又比如“爱飞翔”乡村教授培训项目,提倡人人公益,每个人都可以招待乡村教师一天,或者为他们买一张火车票,等等。

这些创意活动,政府做比较难,不仅是因为形式新,而且志愿者在活动中同样有需要、有成长。民间公益活动不仅帮助受助人,也满足了志愿者们的精神需求、情感需求。政府只需在立法、政策、税收上提供帮助,这样的方式有利于让公益回归自愿自发的本质。

并非免费施舍才算真公益

记者:各种形式的新公益层出不穷后,困惑也随之而来。我们采访了一些社会企业,发现整个过程都与商业行为没什么两样,只是最后利润不高,但它们究竟算不算公益?

于海:比如说,财富论坛是纯商业行为,还招募志愿者就没道理。鉴别是不是公益,其中有一些原则。

公益大致可以概括成几种。一种做法,公益和商业完全分开。可以有自己的产业,但把其产业赚来的钱做公益活动。商业归商业,公益归公益,两者分得很清楚。

第二种做法,由一家商业公司运营带公益性质的活动,将投入产出的手段带入公益。比如一些大型的群众体育赛事,可交由一家专业公司运作。尽管收报名费,但是比起活动的实际运营成本,报名费还是很低的。公司则利用比赛的展示效应,拉广告,来补贴报名费的不足,或许还有盈余。这件事本身,不是公益组织做的公益行为,但它增加了参赛选手的福利,也有利于城市的全民健身,同样可以视为一项公益活动。

第三种做法可能国人比较困惑,如一些社会企业,做的内容能增加他人的福利,但是它同时兼具买卖行为,有进账收入。怎么甄别呢?企业的“收费制度”,不等于“市场运营制度”。公益组织收取一些费用,但不以营利为目的,总体是在增加人们的福利,那也算公益组织,而且这是目前全世界比较通行的做法。

当然,人们最怕的就是这些企业“借公益之名,行商业之实”,这是大家特别敏感的。这样的行为是双重的不公平。不仅对其他公益组织不公平,也对正常的市场竞争主体不公平。

在加拿大,非营利组织可分成两类:一类,既然以NGO(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注册,享受财税减免,那么这类企业必须接受极其严格的双重审计,定期向公众公布财务情况。多重监督,为的是防止组织行商业之实。另一类是俱乐部自娱自乐,不注册也不享受政策优惠,政府不插手管理。

记者:一些公益组织留存一部分善款,对这种行为该怎样界定?

于海:公益的核心内涵,是向他人提供福利。并非免费施舍才算公益。在美国和加拿大,全国7%-10%的就业岗位是由非营利组织提供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公益组织有专门雇员,需要发工资,定期有进账收入。而公益组织,也成为就业大军中的重要角色。

我们现在一旦募捐,就要求善款全部用于受助对象,这反而不正常。在国外,组织者可以最多保留20%的善款,以维持募捐运作的成本,这样的公益行为才会可持续。中国的情况是,组织者声称善款自己一分不用,运作成本怎么办?另外拉一笔赞助。那万一赞助没拉成呢?

现代公益的核心是帮助陌生人

记者:这些新公益的出现,对政府的监管是否也是一种挑战?

于海:政府同样面临转型。一些基金会,每年接受很多小公益项目,以及一些公益创投的申请。民政局、慈善基金会等,也会拨出一笔资金,交给社会来运作。但总体上新公益远远不够,民间创意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开源,我们的公益手段还是太少。

其次,在新公益运作中,政府的审计、监管都要跟上。作为法治社会,违法成本应该很高。违法成本太低,才会有各种投机现象出现。

记者:从1999年至今,公益理念从启蒙、传播到被民间接受,经历了很多波折,比如陈光标事件引发热议,您对这些争议怎么看?

于海:我既欣赏巴菲特低调公益,不留名,也赞成陈光标高调求表扬,只要他捐的是真金白银。

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讲施舍,讲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说提倡帮助熟人,或相关的人。古时候朝廷救济灾民,也是把灾民看成自己的子民。

而现代公益的核心,是帮助完全无关的陌生人,公益文化包含的是平等、尊重,没有报恩的说法。这些观念正在逐渐为人接受。比如公众场合,非要把受赠人拉出来,说一些感恩的话,这本身就是对受赠人的不尊重,让人反感。

我们一方面处在新的公益文化萌芽期,一方面还纠缠着种种传统的“做好事”观念,要求必须无偿,必须不留名,必须报恩,等等,所以对许多慈善现象争论不休,这在当下是可以理解的。

归根结底,帮助陌生人的公益,还没有成为我们的文化。有待实践,有待时间。在我看来,公益重要的不是把钱弄来,而是怎么通过活动让更多人意识到,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人人都可以为公益献出力量。它其实没那么难,没那么“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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