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业家>《社会创业家》杂志>2014年第09/10期 总第66期>圆桌>对话-亟待出台

对话-亟待出台


〖亟待出台〗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法律缺位下的公益市场困境

最近民政部按例公布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社会组织的增加值是571.11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0.22%,比2007年降了21%。而2007年到2013年全国行政性事业领域开支却增加了2.52倍。我国社会组织人均创值8千多,但全国第三产业人均创值8万多。增加值的构成是工资和税经各项。如果按照2013年全国平均工资是45676元,社会需要2900亿发工资。这是怎么回事?再者,基金会收到的捐款和创造的GDP应该是相等的,但按照杨团《蓝皮书》的数据,显然捐款大大高于GDP。而且,接受捐款的基本上是两部分组织,那么另外43万家民非和社团就没有创造一分钱的价值吗?

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后,我们不能不深究:社会组织的GDP到底去哪儿了?社会组织是不是在为政府出力?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基金会拿到捐款,无论是建学校盖医院还是做了其它事情,最后都被统计为政府的GDP,而不是社会组织自己的GDP!

这与慈善立法是有关系的。

最近《经济参考报》有一篇题为《政府购买服务不能成为腐败新灾区》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政府购买服务暗箱操作等现象多发,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回扣竟然高达40%。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将成为腐败的新灾区。

如此回扣,各地草根组织都反应无法承受。那他们怎么办?一个选择是妥协,为了生存,只能在自身道德观和经济条件能够承受的条件下,与政府部门搞好关系。一种选择是坚守底线,保持清白。但你甘愿清苦,有关部门却不答应,仍旧要你为其做戏跑龙套,例如给已经内定但需要走程序的“公开招标”去陪标,不答应就会百般刁难。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会如果把捐款给了政府,草根组织如何生存?如果它们接受境外捐款,按政府规定,会被马上撤销。因此,基金会要帮助草根,不能仅仅满足于让政府和企业满意。如果整个行业箫条,只有基金会活得滋润,也没有意义。

刘洲鸿:南都基金会秘书长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法律障碍

非公募基金会实际是鼓励富人和企业成立基金会,这类基金会对于公益事业是很重要的资金来源。2004年到现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非常快,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有2400多家。但是,它的发展中也面临法律的障碍。

第一,投资性收入纳税问题。投资性收入纳税会极大抑制捐赠。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非营利组织可以免税,对企业来说免税幅度还挺高,在利润12%以内均免税。但是,如果把钱捐给基金会,基金会再去投资就要纳税。华民慈善基金会当年注册是2个亿,后来发现投资性收入还要纳税,马上把原始基金降到5千万,不再往里捐款,这就是个很典型例子。

第二,免税资格与两倍工资挂钩的问题。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基金会免税资格,条件之一就是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薪金不能超过当地税务登记所得平均工资的两倍。这显然会抑制公益基金会吸收人才。

第三,支出比例及管理经费。美国规定这个比例不得低于基金会上一年余额的5%,这个5%里还包括基金会的管理经费。其实很多美国基金会的管理经费都达到18%甚至20%。欧洲在这方面没有法律硬性规定,一般按照基金会的收入来定支出,基本与经济发展相一致。而中国规定基金会8%的支出比例和10%的管理经费,这使基金会很难可持续发展。

第四,公益信托落地的问题。现在我国除了社团、基金会和民非三种形式供公众参与公益以外,其实公益信托也有方便灵活的优点。我国很早就有了公益信托的原则,但是缺乏明确落地的操作细则。另外,公益信托税收优惠政策也不明确。如果公益信托能够解决,会很大地促进捐赠,为公益事业增加更多的资源

第五,股权捐赠纳税的问题。曹德旺捐赠了30多亿,最后却欠下6亿多的税,我们应该增加免税的力度。

陈红涛: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立法可带来三转变

全民慈善需要三个转变:第一,主体由企业、企业家和名人等捐赠为主转变为普通人捐赠为主。第二,参与意愿由被组织、被动的捐赠转化为自发、自愿、快乐的捐赠。第三,由遇到天灾人祸后捐赠转变为常态捐赠。

但我国全民慈善还远不成熟。例如,2011年社会捐款和个人捐款共计267亿,其中89%是企业家捐赠,而个人捐赠,人均只有1.76元。至于月捐,香港大约有70万人积极参与,而内地估计不超过30万人。

如何让更多平民积极参与慈善?那就要通过立法改变几个现状:

第一,政府退出募捐市场,限制行政募捐对公众捐赠热情的扼杀。据调查,80%的人汶川地震后都捐款,但很多人受了伤害后就不再捐第二次了。

第二,要有专业人才。做公众筹款很难,因此即要鼓励高校开设慈善专业,也要改善参与者的待遇,特别是取消两倍平均工资的限制。

第三,要开放公益成本的规定,现在10%的规定并不适合现状。

第四,加强培育公众的慈善理念与文化,包括提高定期捐赠的份额,明确筹款的成本意识,同时引导公众跳出传统的救济施舍模式。争取在中小学课本中加入慈善理念。

第五,公益机构,特别是公募基金会,要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意识和能力。

〖宜缓宜稳〗

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慈善立法不是一立就灵

我们不能为了立法而去立法,而应该由传统的部门立法或者说专家立法,转向全民参与的立法。立法成败要以三个有利于来衡量:

第一,立法目标最后是不是有利于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和有效的发展。中国公益事业还有很多不健康的地方,包括政府的法规不完善,也包括公民的慈善意识不够。“慈”和“善”是两个部分,慈是慈悲的心理,善是有了慈悲心后的善举,一定要告知公众,慈善是慈在先,善在后。要宣扬慈善文化,提倡公民慈善,不能过于依赖企业家的捐赠。

第二,有利于公益慈善组织的健康和有序发展。现在很多慈善组织不健康,需要按照一些基本规律去做事,要有序发展,不要提倡拔苗助长形态的发展,以免造成了良莠不齐,影响整个慈善事业的。

第三,要有利于社会各界的自愿参与。公众有权选择,被动参与,被慈善、被捐款、被组织,只能压制人们的慈善热情。

通过慈善立法,要将传统的以专政为主的慈善转向一个大爱传递创新型慈善;要从简单的捐钱捐物,转变成培养感恩之心,推动爱的传递,使大家相互关爱;要把人人能做慈善转变成人人愿做慈善,即平民慈善,包括穷人帮穷人。  

现在我们是有很多法规,但是下面并不执行。例如政府购买服务双重征税,财政部、国务院有专文称财政资金是可以免税的,但到了地方还是要征。还有一些法已经存在,但没有进行宣传。因此,我们要把立法本身的问题和立法之外的问题变成一个系统工程。

金锦萍: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贸然立法是不负责任的

慈善立法要听业界的声音,要知道慈善事业面临哪些问题,贸然立法是不负责任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很低的,而且政府责任和民间慈善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清楚过。同时,当我们舶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类东西时如果缺乏规范,也会造成问题。

如何鼓励募捐?法律在其中能做什么?社会又能做什么?我国长期没有慈善法,慈善仍旧在曲折中前进,捐款数额也在波动中上升,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慈善法律?我觉得行善是权利和自由,立法首先要保障这种权利和自由,无须法律规范,一定要交给社会自主调整,因为社会在法律之外,还有道德、文化、伦理等来提供秩序,要相信社会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慈善是多元的,这就意味着慈善要广谱化。我们不能只关注捐赠,还要考虑其他资源,包括慈善组织自身活动带来的收入,这些立法是否可以予以接受?我们也要考虑行为方式的多元化,就是说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给予受助人财物,还要考虑给予服务,甚至不是财务而只是服务。

慈善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立法不可能事事问津,因此要确定慈善立法的调整对象,以及调整范围。这是至关重要的。法律只能做法律的事情,不应替代道德、伦理、文化、习俗。

公益人士

明晰慈善立法的目的

立法到底要做什么?它要做的是怎么去建立慈善组织?怎么去推动慈善事业?怎么去确保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能够达到自身善款的目的?怎么去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可能要考虑到慈善募捐的规范问题,捐赠关系的调整,公益信托的落地,慈善自愿服务等其他法律不能调整的关系。

慈善法要培育扶持政策,包括税收、购买公共服务,还有政府资助之类。立法还有很重要的作用是监督管理。最后是法律责任,每一条规范,都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要确保它是在促进行善的权利或自由,而不是禁止慈善的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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