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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慈善路回望:痛并快乐着

文/正希

2009年到2014年,种种迹象似乎表明中国公益开始提速,这五年中国公益慈善到底飞的多高?对于一群致力于创变的社会创业者来说,这五年为未来的五年埋下了许多索隐和伏笔。未来许多年后发生的事情可能都可以追溯到这五年。



“过去五年,支持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这是中国公益研究院院王振耀接受本刊采访时的判断。

王振耀进一步指出,目前慈善事业的三角形——政府、社会和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理性的框架,结构比较好,“五年前民间大量怀疑政府,但现在基本上民间组织和政府在一起合作是没问题的,从汶川地震到现在鲁甸地震,救灾合作是更为密切的”。

徐永光也坦言,这五年慈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一些体制方面基本上停滞,没有大的变化,思想也还比较混乱。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推动。

业界和专家都寄望下一个五年更美好,“相信积累了这么多年,未来五年我们的慈善事业会产生大起飞”。

志愿服务的专业化也在考验公益专业化的发展程度

现代慈善基本框架建立

慈善事业的三大支柱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而每一部分,王振耀都认为在这五年取得了不少的进步。

首先政策层面的利好较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中,很多地方都体现着发展慈善事业的思路和举措。其中最大的亮点是直接提出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包括股票捐赠、非实物捐赠、基金会投资收益的税收问题等,都是公益领域的热点议题。我想,这在三中全会后都会有明确的配套措施出台”。

其次,是关于社会组织双重登记的问题。《决定》再次提出,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这将加速《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修改进程,尽快放开“直接登记”

第三是政府购买公务服务。《决定》要求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就解决了社会组织发展起来“做什么”的关键问题。

王振耀说,随着各级政府加大政府采购服务力度,随着慈善法近期在全国人大正式开始立起来,包括取消主管单位的管理规定,包括不久前支持宗教界开展慈善事业等意见的颁布——这些都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利好信息。“慈善法现在正由全国人大在紧张组织立法,预计明年可以上会。随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提速,赶快立法肯定迫在眉睫,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多次征求意见开会,北师大公益研究部也有老师在不断参与”。

从慈善组织层面看,王振耀指出,现代慈善体系和框架已经初步确定,开始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出现,针对社会组织的培训孵化系统也越来越多。“规模较大的基金会目前已经有4000家,五年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组织也有50万家,类别、质量和国际化程度都不断提升。初步建立了现代慈善的基本框架”。

从企业层面看,大额捐赠、企业介入社会责任、企业家从事慈善事业的都越来越多,越来越有热情,“5年前一般是大灾时集中捐赠,可现在日常的企业社会责任、注册基金会数量都越来越多。比如企业家牛根生裸捐,卖掉自己的公司做慈善,几乎可以说亚洲第一个人,世界少有。”王振耀表示,这几年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慈善家,比如海航捐赠股权,再比如曹德旺、王健林等等一大批企业家对慈善事业的持续推动,“可以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对本刊表示,在过去五年,如果说慈善领域有些创新的话,那就是更多的按照自济的精神在走,自由结社的精神在成长,在这样精神下成长起来的组织在增多,在成长,在发育,这是一个大变化。

何道峰也指出,过去五年,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社会从慈善往公益方向有了一种破土的东西,“比如说公共倡导,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基本上不允许的,但网络环境下则发展不错,比如免费午餐、大爱清尘、一些环保微公益项目,都取得很大反响。没有公共倡导就没有公益,国家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公共选择。”

何道峰同时指出,过去五年,公益组织的管理、经营,也在朝更专业化的路子走。

政府接受民间捐赠

公益领域创新实践

徐永光欣喜看到,这几年从民间组织的实践看,有不少创新实践,并在持续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注入活力。“比较大的变化比如基金会中心网,为促进行业自律有比较大的推动,引领公益组织主动披露信息,提升行业水平和透明度,主动联合各相关单位建立网络平台,试图形成慈善行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他指出,这个平台从基金会披露信息的客观标准,到透明程度展示;从披露一般透明度到透明度指数,可以说世界领先。“中国乃至世界一些国家都表示赞赏,比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美国基金会中心网负责人都曾给予高度评价”。

其次,徐永光认为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的突飞猛进,给公益行业带来权力再分配的机会,也带来很大活力。

北大的教授金锦萍和师曾志曾提出新媒体赋权的概念,即新媒体产生了权力的再分配。从一个侧面讲确实如此,过去传播和展示信息让公众了解公益继而吸收捐款,这种信息披露只掌握在少数媒体手里。而今个人做好自媒体,机构做好传播,机构就会有很大的发展。这给了公益行业平等竞争的机会。

徐永光说,通过新技术的传播手段,“个人可以挑战组织”,一些草根机构和新的基金会,可以挑战老的官办基金会,新的技术水平又推动了各种机构的不断发展。

他举例称,比如新浪微公益,腾讯乐捐平台,阿里巴巴淘宝相关捐助项目,壹基金通过微信的募捐等等项目,都非常活跃,给公益行业带来很大的机会,“和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相比,这些机构获得了后发优势。这也开辟了一条来源于民间慈善的正确道路,对公众没有行政动员,而是通过好的项目来激发热情”。

和许多公益人一样,徐永光也注意到涌动在公益创新领域的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英国大使馆文化协会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徐介绍,该培训已经进行到第六年,和中国基金会合作,针对对社会企业感兴趣的人提供培训,迄今已经培训了2000多人,激发了很多的创业热情,又通过这些人辐射到很多机构。

“去年该项目建立了社会投资平台,由若干机构出钱,改变了过去用钱奖励优秀项目的形式,改为学员提出申请,投资平台经商议后,针对优秀项目进行投资。”徐永光说。

这一改变又带来更大的活力,过去五年上述平台为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总计奖励900万,而仅2013年一年就投资了900万。

关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机构越来越多,一些ngo转型来专业去推动,一批学界研究机构和学校专家也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研究;一些基金会和企业也开始感兴趣,并开始尝试去做,比如浙江新湖集团和上海玉基金共同投资750万,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

“今年已经有16家机构,包括基金会、研究机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机构等,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按照行业联盟成立,组委会已经开过会,预计9月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将相关情况通报给大家”徐说。

徐永光参与了该联盟的构建,“我们一开始就建立了秘书处,比较落地。下一步运行也希望是行业联合推动的模式,类似于中国非公墓基金会的运作”。

“点亮中国,传递大爱”是一款了解身边基金会、支持信赖的基金会的大型公益活动。


破垄断,让慈善回归民间

王振耀直言,从NGO市场化和社会创业形势来看,目前还在转折阶段,远未普及。慈善组织的商业化、金融化创业还没有达到普及,“这一方面可能是缺观念”。

徐永光指出,关键是进行文化重建,凝聚共识,“这有赖于在很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中央已经提出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希望有关部门加紧推行改革,使得慈善回归民间,放弃资源垄断。这就需要去行政化和垄断化,无疑,这牵涉到动利益。最大的是无疑是动部分政府部门的利益,原来是慈善资源都是政府在用,现在要通过改革,让政府放手,不要去控制这些资源”。

“垄断急需打破。我们说双轨制,就是政府挂钩的东西还是没有脱钩,政府还是没有退出募捐市场,还是在募捐,自己的钱没有花好花完,又把手伸向社会,拿钱就抓,最大的问题是垄断”何道峰说。

何进一步指出,由于垄断,导致公益行业还是缺乏自治精神,“自治是所有公益组织和业界的魂魄,没有灵魂,这个组织就是僵尸,自治就是self-governments。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是不是一群志同道合、要干这个事情的人?还是说被别人派的人。被别人派的人和自己要干的人是两回事,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主动才可能有passion(激情、热情),被迫怎么可能有passion呢?”何道峰激动得说起了英文。

在去行政化与双轨脱钩方面,何道峰等人建议政府退出募捐市场,在这方面地方已经有一些实践,云南在2013年通过慈善立法宣布除重大自然灾害外,政府不再参与社会募捐;深圳也做了不少尝试。

王振耀认为,我国的社会组织有两个非常特殊的形态:一是事业单位,比如各种各样的政府退休人员办的或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办的社会组织;二是人民团体,如工会、 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其从业者类似于准公务员。过去政社不分,注册组织要求有主管单位,这造成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干预过多,或者别的部门很难监管有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这就需要政社分开。

其实,这类组织从事的大都是儿童、养老、残疾人服务等领域的公益慈善事业,这种本身都是以人为本的行业,完全不必由政府直接管理,最好按照一定比例由政府出钱,规范的民间社会组织来接收。如此,社会服务业才会真正发展起来。

当然,对于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比如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也不能简单一“消”了之,而是应该进行功能转型,比如妇联,可以帮助妇女类的社会组织发展,搭建桥梁和枢纽,与民间组织形成互动。

对于“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的规定,王振耀说,为什么要脱钩,就是要实现“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脱钩后,会带来竞争,谁为企业提供的服好,谁就能得到更多资源,也能避免腐败。

何道峰的说法更为形象:一业多会就是行业协会里面,必须让行业或者一些企业组织自己搞一个会,“不是说政府让搞一个会再去搞一个会,不然这就是‘被协会’。改革后,你愿意有多个会你就有多个会。相反,如果一个行业只有一个协会,那这个协会肯定就是一个二政府,因为人是国家派来的,又因为一个行业只有一个协会,你想想看,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协会呢,它自上而下给你统掉了。它又收你钱,提供的服务没法评价,这叫协会嘛?行业的自治精神就是要自下而上。社会是下边统一起来往上边走,而不是上边统一起来往下边走。上边统一起来往下边走统统就是上边拿了资源往下边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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