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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光:一起来写“我们的历史”

文/杨书源 王发财(爱报道工作室)

“自从历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它一直掌握在官方和知识分子的手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修缮历史的传统。到了梁启超时代,他提出了我们的历史‘有官史而无民史’这个问题。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民间写史,但主要还是没有脱离知识分子这个圈层。只有到了新媒体时代,普通公众才可以实现这种无门槛的历史记录和历史叙述。”

 

2007年,唐建光创办了《看历史》,由此他由一个社会新闻记者转型成为一个专门写史的人。

六年以后,当《看历史》近乎成为“全民历史”书写的一块重要阵地的时候,“元老”唐建光却撤出了。在撤出的同时,他给同事留下了这样的承诺:“在协助完成过渡后,我仍然会专注于历史文化方面的事,希望寻求机会再创造一个新的历史文化传播平台。”

作为《看历史》的前主编,唐建光仍旧没有离开历史,不过他有了新的想法:“让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参与’,变得更加好玩。”至于实现手段,唐建光说了三个字:“新媒体”。

这三个字是这几年新闻界的热词。对于传统媒体人,这三个字往往搭配着一个前缀叫做“不得不转型”。但对唐建光,这三个字好像更是一种他对媒体发展审时度势进行的一场实验,是一名资深传统媒体人先发制人、自我改革的职业敏感性。

就在唐建光“出走”的那一刻,他的身后依旧站着《看历史》的几位元老,包括刘永峰、杨东晓、何书彬。当被问起为什么如此这般信任唐主编,和他一起进行这场实验时,唐建光的老同事庄秋水说得很实在:“信任他这个人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基于习惯吧,习惯了历史特稿的编辑工作,即使现在他(唐建光)说要转型新媒体了,其实我们做的工作,在我的感觉上有很多本质上依旧是相同的,还是以内容为核心的,你说呢?”

2013年5月,唐建光“转型”后的新产品——《我们的历史》创刊,以新历史合作社的名义每月上线一期,在豆瓣读书平台发行。其实,“我们的历史”是一个统一品牌,除了主刊《我们的历史》,旗下还包括网络产品、图书产品、活动产品、纪录片、电视节目,以及微信、微博等以多种媒体形态呈现的一系列以历史为内容的产品。

这是唐建光与团队在转型之后交上的第一份答卷。

反传统:走出官方垄断的历史

唐建光在2013年转型新媒体内容制作平台以后,给这一系列的产品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于《看历史》而言,很多东西都是“旧”的。旧的员工、胡同里杂志社的旧址,还有与原《看历史》一样宽松的工作氛围。

唐建光是一个从传统媒体环境中走出来的人。说起自己的转型经历,他像是在讲述一个媒体人职业认知和成长的故事。在接受采访时,唐建光讲述了他的职业生涯中,两次至关重要的“媒体人直觉”使然的职业转型。

“其实,我从来没有多么专业地从学术领域的范畴去涉足历史。我从来不是专业的,只是我看到了传媒行业在历史写作这个领域一直以来是块空白。2007年,我去填补了这个空白。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个写社会和时政新闻的记者。

“也就是在写作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新闻的厚度存在一种不足,我们总是不自觉需要寻找一些过去的事情作为支撑。久而久之我就发现,其实对于历史的讲述,远应该走出这样的局限:认为这仅仅就是教科书上的元年纪事,或者是历史专家的讲述。新闻媒体也可以为历史提供一种角度。你可以说这种角度是不专业的,但是它却是可以真的联结历史与当下的。用历史去映照当下,这可能就是新闻人写史最大的特点吧。”

当问到他第二次转型的直觉来源时,他讲述了一个他作为一名忠实的苹果用户看到的宏大时代背景。在这一个背景中,他一手创立的《看历史》也被他视为是传统的、官方垄断背景下的产物。

“2010年苹果带来了互联网一次大的变革,我觉得变化是迫在眉睫的。这不是挑战,而是迈不过去的槛。2011开始,我做了一些《看历史》未来的规划。

“自从历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它一直掌握在官方和知识分子的手里,《看历史》也是如此,具有官方修饰的成分,包括它的叙述和它所修饰的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修缮历史的传统。到了梁启超时代,他提出了我们的历史‘有官史而无民史’这个问题。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民间写史,但还是没有脱离知识分子这个圈层。只有到了新媒体时代,普通公众才可以实现这种无门槛的历史记录和历史叙述。

“我们从《看历史》创办伊始,当时还叫《先锋国家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发刊词就叫《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那个时候的核心点就是公民写史。我们当时已经在倡导发起公民写史的活动,当时发起的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中学生写史计划,核心就是让孩子们用最简单的记录手段,笔、电脑、摄像机去记录自己身边的历史。但是在《看历史》时期,我们依然是一个传统媒体。管理、生产模式、载体只能限于此,写史计划只是一个公益活动而已。”

当问到唐建光在“我们的历史”专业写史是否会完全退出,形成一个完全“众包”的参与平台时,他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可以说现在在制作流程上是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吧。

“专业写史和业余写史相比,专业写史是投入了充足的时间,获得酬劳的。不过专业写史有它的局限,比如它的主要知识来源就是书本,也就是间接知识,写作方式某种意义上也是功利的。这决定了它的产品一方面具有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局限。而业余写史是一种低门槛、分享式、公益式的公众参与写史。

“我们刚开始做历史刊、影像记录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采用的还是专业团队,其实这是抛砖引玉。我们在第二步要把媒介内容和经营这两头扩大,一头是媒介内容生产的众筹、众包。在新历史合作社,历史产品的生产不限于专业媒体人员,我们也希望一些公益性的产品获得公众的资金、资源。另一头是我们的产品遵循可盈利的模式为公众提供资源。我们在经营方面按照商业规则来运作,知而行文化传媒公司就是经营我们这一系列历史内容产品的载体。

“我们现在员工只做核心的策划、营销,但是我们是向两头开放的,一头是向公共参与内容的开放,另一头是向市场渠道的开放。我们有内容部、产品部、市场部,无论商业产品还是公益产品,都是会有它的市场的。我们主要就是从两头来考虑的,一方面就是内容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就是所生产内容的市场需求。”

当问到如何理解公民写史的公益性在商业化的操作背景下实践时,唐建光提到了自己这次转型的“第一桶金”的来历。

“其实这一系列设想能够实现,也都是我原来在《看历史》积累的客户资源的作用。一位看杂志的忠实读者非常看好我的商业计划,愿意投资,并且不要求我在短期内获得多少收益,这给了我足够多的空间可以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因此才有了现在‘我们的历史’。

“其实知而行文化传媒公司与‘我们的历史’名义下一系列产品的关系就相当于果壳网与科学松鼠协会的关系。一头是它的公益性项目,所有的资金运转都会用于公益目的。但纯粹的公益运作在历史领域是很难推进的。一个公益机构的目的是将资源吸纳进来以后用于公共目的,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按照商业规则来运作。既然是公益项目,产生的收益将继续投入公益目的,这个是判断是否是公益项目的重要标准吧。”

新历史:由撰写与传播方式带来的新定义

当问到唐建光他对历史的定义时,他笑着说:“那真的是太广阔了,只要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都可以说是历史。

“但是我们现在是依托‘历史’这个卖点来售卖传媒产品,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界定,这关系到我们可以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给什么样的受众群看。我们的历史立足于人和社会,讲述个人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关键词汇,比如说‘公私合营’,这些词汇包含个体命运的抉择,在我们这里是历史的核心,不像教科书中只是发生背景、过程与意义的一个笼统的概述。”

在唐建光心里,写史作为一项工作,是一个美丽的探索和发现瞬间的动态性词汇的过程。

“每一段历史都应该有它与个人、家族、社会群体相关的血肉。就像是一块化石,凝固在里面可能对于现在没有什么作用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比如说地主,现在没有地主,但是在60年前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是阶级斗争的体现,也是能够触动很多人命运的一个名词。我们现在做历史的一个前提是于史有据,一种是书证,一种是人证。对于历史写作来说,很多可能是书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近百年来还有人证和物证,我们可以通过查找实物或者口述历史把这些记录下来。”

唐建光十分看重以生动有趣的方式来呈现与个人相关的历史。

“有趣是指改变枯燥沉闷的历史叙述方式。像美英有公共历史这个学科,他们有角色扮演这一教学和实践方式,说到长柏坡这个历史地点,他们可能会找个地方还原长柏坡,在这一场景中通过角色扮演进一步学习。

“与个人相关,像在欧洲,只要是一个姓氏,或者是一个城堡,就会非常在意族谱的修订。在中国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由于破四旧,很多族谱、家族历史记忆都被毁掉了,你要再续接是非常困难的。此外,中国社会当下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人们总是往前看,不往后看,认为往后看没有价值。现在国人修族谱,很多是有功利目的的,是想要和有权势、有名望的人攀上亲戚。所以在中国想要让全民动员起来真正去关注历史,那社会本身必须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社会。”

未来:当下产品连接未来媒介形态的畅想

唐建光作为一个从规模庞大的传统媒体中走出来的人,对“小而美”的新媒体形态有一种直觉式的欣赏。

“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总是想要用一个产品让大部分受众满意,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几乎不可能。这是一个人以群分的局面,而且公众的兴趣总是在变。未来的媒体会是一个分散的局面,很多小而美的媒体机构,只要有两三个人就可以,它会专注于某一方面内容,发行量并不是衡量它成功与否的标志。未来不需要传媒帝国,也不会有传媒帝国。”唐建光说。

 唐建光新创建的“我们的历史”整体品牌下,有很多这样“小而美”的产品。

“我反复提到的‘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整体的产品品牌。我们现在正在策划一个叫做《寻路》的历史人文旅行类杂志,主要讲述个人家族记忆和血脉传承。我们的图书,主要编写方式是对我们优质的数字杂志内容的整合和重组。视频是我们的主要公益项目,我们现在在拍摄征集。我们的新产品很多需要借助互联网实现。在这一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点,那就是60年代前后生人其实是一个区隔点,对互联网运用能力的一个区划。而现在我们的产品目标受众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就是网络技术运用能力的差异,主要就是集中在30岁到40岁这一个年龄段吧。”

当问到唐建光“我们的历史”产品如何与用户有效互动时,唐建光说:“我们现在还是通过豆瓣的评论,但是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我觉得真正的交互式阅读,也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反馈,现在我们所谓的电子杂志并没有做到。在我的设想中,它的写作、生产过程是开放的,比如我们要写上世纪80年代一个电子工业部部长的事情,就开放出来,让大家填写来把它补上,写十个字,就同步显示十个字。”

这,正是唐建光和他的“我们的历史”团队想要建立和推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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