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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中国如何突破“瓶颈”

文/王怡辰

对于野性中国来说,项目运作技术与组织管理技巧成为一道坎。奚志农优秀的专业技能赋予了这个组织以激情、灵魂,但另一个问题是,机构领导者卓越的专业能力和公益组织的管理如何才能取得更好的平衡?

奚志农

一身野外的行头, 一顶迷彩帽子,好像随时要回到野外, 也好像每次都是风尘仆仆地从动物保护区回来。

他就是奚志农, 野性中国创办人,野生动物摄影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野生动物的拍摄和保护,实践着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信念。

2001年,他获得英国BG 野生动物摄影年赛“濒危动物类”大奖,2002年第12届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TVE 奖,2003年担任第6 届“日本国际野生动物电影节”评委, 2004 年中国摄影传媒大奖年度摄影人物,2006 年获《户外探险》“金犀牛奖”最佳环保精神奖,2007 年获新加坡亚洲野生动物与环境电影节“马来熊奖”, 2010 年被英国《户外摄影》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40 名自然摄影师之一。

结缘野生动物

奚志农是云南大理人,故乡的山水造就了他对自然朴素的感情,而妈妈的工作变动使得七岁的奚志农不得不离开故乡的土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昆明,就像一只自由的鸟儿被关进了笼子。1983年的一次机会,奚志农结触到了摄影,但他对摄制组摆拍动物并对动物造成伤害的做法不能认同,因此立志自学摄影,只为拍摄自由飞翔的鸟儿。

1995年,他为濒临灭绝的滇金丝猴投书中央,最终保护住了它们栖息的原始森林;1997年,他最先报道了藏羚羊被大肆猎杀的危机状况,进而引起了国内外公众对藏羚羊保护的关注;他还是第一个获得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大奖的中国人,也是目前惟一入选“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ILCP)的中国摄影师。

1995年的事情确实闹得“有点儿大”,奚志农为了不连累支持自己拍摄滇金丝猴的部门领导而离开了云南省林业厅。美国《新闻周刊》在1996 年以“中国正在萌芽的绿色革命”为题报道此事,并认为“这将成为中国人环保意识的分水岭”。同年,央视《东方时空》邀请奚志农来到北京。

到北京不久,奚志农便结识了在《中国日报》当记者的史立红。受奚志农影响,史立红辞了记者的工作,加入了刚进入中国不久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1997年在梁从诫先生的主婚下俩人结合了,这一切看似平淡顺遂。

1997年底,在奚志农的努力游说和争取下最终说服了《东方时空》的领导,同意他跟随“野牦牛队”去可可西里进行为期20天的武装巡山,通过奚志农拍摄的节目和图片,藏羚羊被盗猎的危机情形和“野牦牛队”的艰难处境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而史立红也火速翻译了一份国外的关于藏羚羊绒贸易的报告,通过”自然之友”的积极推动,藏羚羊保护的声势开始形成。在史立红的鼓励和支持下,奚志农辞去了《东方时空》的工作。翌年, 史立红也向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辞呈,夫妻俩回到云南,把家安在了滇西北的迪庆,成立了环保NGO组织“绿色高原”。 

徐健与奚志农相识是在2000年,也就是奚志农夫妇刚回到云南的时候。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环保活动的徐健曾经是北京林业大学学生环保社团“山诺会”的副秘书长,1997年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时,徐健是最早的一批学生志愿者之一。

2001年底,徐健和奚志农夫妇以及许永松一起回到迪庆,为奚志农拍摄了近十年的滇金丝猴补拍采访,几个人当时便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做一个拍摄记录中国野生动物,努力实现“用影像保护自然”的影像机构。

成立野性中国

“野性中国”这个名字的来源,和著名生物多样性专家马敬能那本八十年代出版的英文书《Wild China》有关,至今回忆起来奚志农仍然记忆犹新。

在奚志农的认知里,外界对中国的印象通常是古老的文化,绵长的历史。众多的人口还有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中国还拥有着很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物物种和自然景观,还有着充满野性的一面。更糟糕的是,这硕果仅存的野性正遭受破坏和面临危胁,考虑再三,奚志农决定给新成立的机构取名为“野性中国”。

成立之初,野性中国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徐、许二人也因为有各自的工作,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奚志农则是“舞台”的主角。 

机构最初还实行过股份制,与企业不同的是,野性中国的股份说到底,只是个形式,目的是强调这是“大家的”组织。

梁斌来野性中国之前是柯达专业市场部的主管,小曾在佳能专业市场部门工作,他们之前都给过奚志农很大的帮助,也是市场运作方面的人才。

中国最好的野生动物摄影专家,加上中国摄影圈里边最活跃的策划人和职业经理人,使得“野性中国”如虎添翼,正式在工商注册成为“自然影像(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机构日常工作的具体分工为梁斌负责总体运营,史、徐、许三人是以思想贡献者的身份参与“野性中国”的事务。

野性中国的定位是自然保护的影像机构,奚志农曾在电视台做过一次节目,他选了十种不算太难认的野生动物让现场观众认,没有一个人能认出其中任何一种,这次经历让他确定 了野性中国的定位。

管理瓶颈

“野性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徐健的参与,从2004年机构开办“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以来,徐健一直是训练营的老师。也被奚志农称作野性中国的理论家。徐健离开《中国国家地理》源于奚志农与他的一次长谈,当时史立红出任中视传媒与BBC自然历史部合拍的自然纪录片《美丽中国》的执行制片人,这是最高水准的机构在中国拍摄自然纪录片,最终徐健加入了《美丽中国》团队担任调员,工作结束后回到野性中国开始做全职工作,直至离开野性中国创立IBE。

与其他环保NGO一样,“野性中国”的“个人色彩”过于浓烈,与员工参与的现代组织发展理念与模式不相适应。奚志农强烈的个人风格和自身魅力,很容易被外界解读为“独裁者”,但是大家并不这么看,一些员工认为,他只对亲近的人严厉苛刻,对外人相对温和宽容。也有人承认“他充满了理想,非常有创造力,但不善于管理,也无法被管理。”奚志农在做决策时候比较自我,但也会认真地聆听其他人的建议,“有的时候他自己不可逆的性格也让他自己很为难,比如他也会当着我们的面‘一声叹息’。”

于是,机构开始改革,改革的结果是给奚志农更多的控制权,而其他股东缩小股份比例。机构成员的意愿最终还是没能抵过奚志农的一腔热血。最后,机构除奚志农外,所有的股东都退股,由奚志农一个人来独资。

“改之前我们大家都有股份在里面,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但是改革后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是奚志农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在事务上我们投入的精力不如以前多了,这意味着奚志农一个人要应付所有的事务。”野性中国的一位员工说。

梁斌之前在柯达市场部的工资相当高,但在野性中国并没有拿到多少收入,他的离开更多是由于经济的压力:

“我们项目做得比较顺畅,但是,为了尽可能好地达成效果,我们的运营是微利的。因为当时政府没有减免税政策,所有民间组织都是挂靠或者以公司名义纳税运营,这时候,稍有运作不慎,或者内容变更,就会使本来就很微薄的收入甚至抵不上税金。”

因为要养家糊口,梁斌一段时间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不足,生活就变得捉襟见肘,于是他决定出去兼职打工,仅用一部分时间运营野性中国,这也是梁斌离开野性中国直接管理团队的开始。

2005年底,梁斌离开了“野性中国”回到某摄影器材公司负责市场部门工作。梁斌走后,小曾接替。在这期间,与佳能合作的摄影训练营继续举办,同时也开拓了与WWF(世界自然基金会)、IFA(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专门针对项目地的训练营等等。

有人劝奚志农,不要对自己的“兵”太挑剔,身边已经有了有理想的人愿意和你奋斗,这是件很难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磨合的问题。而且只做野性中国能做的就好了,没必要事必躬亲。奚志农自己也很苦恼:

他更情愿在关键的时刻,出现一下就好,然后有人跟进自己的工作。“我就是指指方向,做个精神领袖就好。如果有个执行和管理能力很强的人出现就好了。但事实上,很多事情还是要我来提醒,还是要等着我来做。”  

可持续探索

2004年, 奚志农将他代言佳能摄影产品的酬金捐出, 全部换成了摄影器材,启动了“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 ,向无力购置摄影装备和接受专业摄影训练的自然保护工作者、 研究者提供器材和专业指导,迄今,训练营已经开办了12期,500多名一线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人员以及自然摄影爱好者接受了训练。迄今为止,这个项目在中国同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虽然那段时间梁斌与奚志农之间的意见不见得经常保持高度统一,但是,目标明确、视角独特、组织精干、灵活有效的“野性中国”不管是做“训练营”的汇报展览,到平遥出席“摄影节”,还是组织“大学生环保DV训练营”更或是与其他NGO组织寻求合作项目都显得灵活、高效。用机构成员自己的话,可谓“顺风顺水”。

环保不一定是苦行僧式的,更不是一天到晚拉赞助式的,机构完全可以尝试以项目养项目,商业化经营。

只要大家不分红,就既可以让机构很好的活下来又可以坚守自己的公益高地,用自己的力量维持野性中国顺利发展,实现自我造血。

一定要先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式,也就是一定要赚得到钱,机构要先生存才能发展。

从2005到2008年,是野性中国相对稳定的时候,人才济济,大家心气很高。但是机构总是处于一个试探和发展期,找不到一个持续不断发展壮大的方式。尽管人才多,但方向和意见也很多。

最终呈现出来的还是项目在推进,但是组织建设并没有什么发展和建树。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日子,苦于精力不够不能做更多的事情。那也是一些思虑万千的日子,机会很多,但都需要很坚定的投入和努力才能看到结果和希望。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要为机构工作一辈子,2007年底,小曾出于自己的职业规划离开了野性中国。不得已,史立红出手接下了这摊子活, 在史立红管理期间,野性中国承办了由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与国家林业局以及奥组委联合举办的自然保护区摄影大赛,接拍了GEF荒漠化治理的专题片,同时还策划并实施了奥运吉祥物展,而常规的训练营也如期在广西崇左举办。到了2009年初,由于孩子教育的原因史立红要离开北京,这样正好也就避免了继续出现”夫妻店”的局面。

史立红离任后可忙坏了另一位创始人许永松,他平时在电视台上班,工作之余还要跑到动物园来打理野性中国的日常事务,短期还可以坚持,但若长期这样总不是个事儿。

未来的选择

这几年给奚志农出主意的人真是不少,概括起来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变运营模式,既然机构本身就是工商注册,那就应该做成大家都期望的社会企业,而且商业的模式应该越简单越好。三个业务可以合成两摊,把影像库与训练营结合起来,纪录片单独成为一项就好。最好可以以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运行。纪录片那边由奚志农负责,影像库这边再找一个人。

对此,奚志农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认为最理想的模式是一个基金会加一个社会企业,但是目前中国的产业链条还没有形成,不像国外,从拍摄到出版再到普及是一条龙的。

第二,有人建议奚志农引入政府的资源。其实这方面,奚志农自己也清楚,政府的资源是最应该争取的,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去哪能找到政府的资源。

奚志农深知,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自然纪录片的影响力会远远超过一个大型图片展览,“野性中国”的核心价值就是源源不断地产出中国最好的自然纪录片。

“野性中国”从2004年坚持开办的“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2011年正式收费了,如此一来,这个项目就可以面向更广阔的人群进行推广与招生了。

按照奚志农的说法,机构最初的几年让他挺“骄傲”的,因为不用像其他的组织那样成天写项目建议书去找钱,野性中国靠举办摄影训练营,接拍宣传片和专题片再加上自己的代言费甚至稿费和奖金就可以维持机构运转,但仔细分析之后发现这样的运营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谈到明年的规划,奚志农充满了信心,全新的滇金丝猴纪录片已经快要制作完成,摄影训练营的商业化运行将更加成熟,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也在稳步执行中,而且目前的资金维持办公室运转也还是没问题,“只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我们的人手不够,资金也不够。”

这样的一个“野性中国”,这样的一个奚志农,在执着、苦恼、争议中为了自己的理想坚持了十个年头。有人说野性中国应该坚持自己的影像特色;有人说野性中国应该招募年轻精英加入管理;有人说野性中国也走亲民大众路线,多做活动,多发展关注;还有人说奚志农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而且必须保持深入一线的拍摄……

不管怎样,“改变”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也只有不断的改变,我们才能在其中探寻新知、解答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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