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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杠杆”撬动模式

文/林吉祥

环保组织多半有两个类型,一个叫目标明确型,一个叫方法明确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应当是方法明确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估计是中国性格最鲜明的组织,它们认定只采用一种方式来持续做到老。


2013年8月1日,北京环保团体“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下简称IPE)与“绿色江南”等五家环保团体联名发布《谁在污染太湖流域?》报告书。报告指出HTC(宏达电子)的疑似供货商富士康、鼎鑫等台资企业在昆山市工业区内的厂房违规排放废水,是太湖流域严重污染的元凶之一。

这已经是IPE牵头发布的第七次《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从2010年开始,IPE与环保盟友开始关注IT产业的污染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2011年的“毒苹果事件”,IPE跃升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国环保组织。

通过供应链上下游的关系促成企业的改变,这已经成为IPE最核心的专业能力。2012年,IPE的创办人马军受到国际环保组织推荐,获得有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保奖”。


 

初识供应链管理

1993年,马军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进入当时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工作,期间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也看到当时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成长而来的严重污染与生态浩劫。

1998年,长江与东北的地区同时爆发前所未有的洪患。这激发马军动笔写下《中国水危机》一书。这是马军近十年走访观察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总结,配合大量的文献搜集,将问题一一梳理。他提出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我们要和孕育民族文明的母亲河做生死搏斗?

《中国水危机》在1999年出版之后,一位美国读者找到了他。他是一家环境咨询公司的创办人。这家公司专门为在华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有关中国环境、劳工健康和安全相关政策和法律咨询,以及投资设厂的环境评估。他找到马军,并最终说服马军加盟他的公司。

2002年,为了专注于环境课题,马军离开《南华早报》,受聘于这家环境咨询公司。

马军在咨询公司受到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观察供应链管理——运用企业采购力量促成生产过程改善的方法。

当时马军面对的客户基本上都是一些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马军负责的是在法规政策方面以及一些环境管理体系的工作。马军第一次实地到工厂检测,看到一些违规企业、供应商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有一次,马军在实地考察一家污染排放非常严重的工厂时,看到工人在一个充满各种有机溶剂蒸气的密闭环境——所谓的无尘车间里面作业!劳工虽然被要求戴上口罩,但高温的炙烤使得他们的口罩只能拉到嘴上!

马军记录下他在现场所看到的各种问题,包括工人因为作业规范并未落实导致的各种疾病。咨询公司将这些现场记录反映给这家跨国企业买方,并要求这家供应商按照建议去做整改。由于有买方的订单作为筹码,供应商的许多问题都获得改善。这个经验让马军印象深刻:如果能够能将企业供应链管理应用到环境问题改善,企业对环境治理是能够做出贡献的。

2004年,马军获选耶鲁大学访问学人奖学金,到耶鲁大学进修一年,他在对比中国和欧美之间的环境管理异同后得出结论:中国环境治理工作最大的缺陷是,在公众参与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制度安排。而在西方却深深嵌入到环境管理制度中。

在此期间马军写了一本书,把他所研究的中国与西方环境治理制度的差异写了出来。但是回国后,出版商并不愿意出版,因为这本书中所提到的环境权、知情权、参与权、司法救助,这些观念在当时都还过于敏感。

然而这一切,并未打击马军的信心,反而更坚定马军必须自己实现这个理想的决心。马军认为,中国的社会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实现“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是可行的。

这本书后来就成为IPE的发展蓝图,IPE的创设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指针,而这个指针是基于研究的结果。IPE之所以叫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就是要将公众参与加入到环境管理中。环境保护的基础,应该就是基于公众环境权益的环境保护。

成立IPE:看不见的努力

2005年6月,马军回到中国,2006年5月,IPE正式成立。公众的环境权益,既有实质性的权益,也有程序性的权益,程序的权益主要是知情权、参与权和司法救助权。公众缺乏这三个程序权益也是中国环境治理体制最大的缺陷。IPE设定的目标就是让公众得到这三个程序权益。

马军认为知情权应先于其他权利,然而,在当时中国没有一家机构专门在从事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先例可循,马军找了一些曾在其他环保机构工作过的同事,咨询其他机构的做法;他也观察一些NGO,但并没有找到适合IPE的工作方法。

马军回顾道:“当时我们参考了很多机构,他们多数会做很多的活动,引导个人在生活中转变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走的不是这条路径,我们需要的是另外类型的人。”

而对于马军来说,机构创办初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还不仅仅在于缺乏参照。很多时候,团队的不理解为工作开展带来了困扰。

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的印象里,初期IPE所做的工作单调而乏味。当别的机构都在很热闹地办活动、开各种会议时,她却每天都要“去弄一堆excel表格”、“每天没完没了的复制、粘贴”,王晶晶是马军最初的伙伴之一,但一开始她也搞不清楚究竟IPE要干什么。类似的工作持续了8、9个月时间,IPE的同仁每日都在忙于将中国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公布的散落信息,收集整理起来,录入资料库。当时IPE的网站也还没有建立起来,成天都在弄这些表格。

马军的同事一度开始抱怨:为何IPE不能轰轰烈烈地去做活动?为何总是在做这些“无聊事情”? 

筹备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大家从各级政府公布的资料中搜集了各种污染违规记录,2006年的9月,IPE第一次对外发布污染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通过这个可搜索、易查询的公共数据平台,使用者可以进入省级、地级市一级的行政管辖区域内,检索当地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包括超标排放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信息,名列其中的包括本国企业也有不少外资企业,其中不乏知名品牌的国际企业。

两个月后,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层主管来到北京拜访IPE,要求说明他们被指控为污染企业名单的名誉问题。

当时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自己在中国内地的工厂被点名违规排放污染环境,愤而决定取消该厂的年度工作奖金以示惩戒。这个事件,重新振奋了IPE团队的信心。

污染地图从第一次发布时登录约2500条企业污染记录,至2013年6月累积资料已超过125,000条。其中将近1000家企业曾接触IPE寻求协商,而有将近200家的企业提出了整改方案,并经由专业机构审核通过后,列入改善企业。

现在数据库成为提供公众取得环境污染信息的公开平台,使用群体还有大众传播媒体、学术研究机构、研究人员、NGO组织、小区组织。中国污染地图数据库,从水污染开始,一直扩充到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重金属、危险废弃物污染地图等。

这些不同的媒体、公众使用或传播数据库同时,增强了数据库的影响力。


业务模式

谈到公众选择,有人认为马军的污染地图并没有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应有的能量,于是有人建议马军可以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这些污染企业的名单和他们的商品,让公众参与选择,用他们手中的购买权把这些环境表现差的企业淘汰出市场;也有人建议IPE可以联合全国各地的环保组织,大家共同合作形成一张源于公众参与的环境监督网络,及时传播各地的污染信息;甚至有人还提议可以组织志愿者到超市,给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企业贴上醒目的标签……

所有机会都是机会,但是马军始终坚信一家机构不可能从事所有可能的业务,关键是认清自己的使命,先把有能力做的业务做透做精。

按照马军的规划,IPE的首要任务必须精准定位在“信息公开”,在这一前提下谈论工作方法,就是实际推动这一目标如何达成,为此,IPE找到了一种撬动模式。

透过信息公开原则与数据库应用,IPE的工作方法大致成型:

第一,在有限的资源下,必须选择、寻找杠杆,这个撬动的方法就是“绿色供应链”,“绿色供应链”可以撬动大量供应商去做改变。例如“绿色证券”可以利用投资者去撬动大多数上市公司做出改变,这都是IPE可以考虑撬动的方法。在马军的构想里,NGO的资源有限,IPE应该专注在环境污染的信息公开,先在一个领域内做到最好,而不是广泛议题的参与。

第二,专业化的操作。这里包括对数据准确性的操作,精确地把握数据的搜集来源,准确地呈现。在平面或者媒体传播上也是追求专业的呈现。

第三,广泛的合作。从“水污染的地图”到“绿色选择”的审核工作,IPE必须掌握核心工作的完成,才有可能与公众乃至其他机构形成有效的参与或合作。维持IPE核心竞争力,又能广泛的运用外部资源。

目前IPE的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获得国内外基金会的支持,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阿拉善SEE基金会等都在资金上支持IPE。

二是通过与其他研究机构合作研究项目,包括:EF(美国能源基金会)、(NRDC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WRI(世界资源研究所)、WWF-Hong Kong(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ADM(资本基金会)、TEDA(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机构合作。

IPE定位是只做一个监督者。那么,谁来监督IPE呢?马军设计了一套权力制衡制度——绿色选择联盟——运用外部监督的力量。

“这套系统的运行机制是,如果名单上的污染企业要想让我们删除这个记录,必须征得这40多家机构的同意,他们都有权去调阅,如果不同意,他们谁都可以提出疑问,并有权力投票通过或者不通过。这样我们自己就会被制衡。最终我们把这个最终的权力交给了一个网络,而不是留在自己手中。”

2007年3月22日,IPE联合四十多家环保组织发布了“绿色选择”倡议,一方面,通过联盟共同推动大型品牌企业将供货商环境表现纳入采购标准,绿化全球供应链。另一方面,倡导消费者考虑生产企业的环境表现,用自己的购买权利做出绿色选择。

“绿色供应链”目前集合了约50家跨国企业,包括苹果、沃尔玛、松下、耐克、阿迪达斯、G&P等国际知名品牌,以民间(包括IPE的污染数据库)提供的公开信息,建立供货商检索机制,落实监督供货商违规纪录的环境治理责任。

由于大型企业易碎的品牌形象与采购影响力,绿色供应链策略藉由揭露品牌企业的供应链环境表现,促使大企业约束并监督旗下供货商改善生产过程的环境影响,这是一个相当受到瞩目的成功模式。

苹果公司,或者太湖污染事件中的HTC都是在“绿色供应链”策略下,以供货商的违规排放造成的污染作为杠杆,向品牌企业提出要求监督旗下供应链的环境污染问题。

目前IPE正在尝试一个新的杠杆撬动模式——“绿色证券”,藉由定期对上市公司的环境治理表现进行信息公开,使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知道哪些企业的供货商具有良好的环境治理表现、哪些上市公司的供应链存在着具有污染前科记录。藉由干预投资者的投资选择意向,向环境责任表现不佳的企业施压改善压力。

未来,IPE更计划将绿色供应链的行动模式,推展到银行信贷体系,同样藉由信息公开,向银行业传播品牌企业的环境治理表现,通过银行审核资金放款的影响力,对环境治理表现不佳的企业提高融资的审核标准,迫使品牌企业负起环境治理责任。

当今中国的环保局势产生巨大变化,过去可以只谈教育、启发环保意识。但是现在公众期待看到行动、期待发生改变。对于环保组织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有相当的压力,如果不能改变就会面临挑战。说到IPE的挑战,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管理咨询顾问庞津津认为。IPE之所以叫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就是要将公众参与加入到环境管理中。 “公众参与”是IPE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但是IPE是如何影响到公众?如何评价经过IPE的努力后公众参与度有了多少提升?通过参与环境治理,公众又发生了多少改变?等等,这样的评估对IPE而言应该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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