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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和家园:地球村的五年坚守

文/柳娇

在地球村的帮助下,村民仅仅只花几千元就把生态民居建起来,但有人更羡慕政府的“统规统建”——村民不仅不用为政府出资建造的新居支付一分钱,还可以拿到每人8000元的宅基地赎回补贴。而地球村在大坪村所做的生态农业和生计恢复的尝试也不尽理想,土鸡曾遭遇滞销,妇女刺绣、厨娘劳务营收微薄,但在巨大的落差面前,廖晓义依然做着守望者。

乐和种子埋进大地

在从巫溪驶向成都的硬卧大巴上,廖晓义第一次对媒体开诚布公地谈论起“乐和家园”背后的失败:“彭州的项目有很多失败和不足,我们也在总结。”。

在过去的三年里,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乐和家园”的建设。在这里,乡民亲切地称呼她“廖嬢”(四川方言:阿姨)。

虽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廖晓义创办的北京地球村就已在北京延庆碓臼石村探索乡村生态建设,但她和团队并未将之作为工作重点,而是在环境、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广泛开展活动。

2000年前后,廖晓义开始寻找一种“既包容宗教又超越宗教,既传承东方又吸纳西方,既能形而上又能形而下”的“中国式环保”理论系统。2008年7月,借着震后重建的契机,她将这套被称为“乐和”的理念付诸实践,在四川省彭州县通济镇大坪村建立第一个乐和家园。两年后,廖晓义受重庆巫溪县委政府的委托,在当地推进乐和家园建设。

她在彭州倾力打造的彭州乐和家园在多项公益评选中斩获大奖。2008年底,“红十字乐和家园”获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项目,廖因之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接见。同年,李连杰壹基金将北京地球村评为“壹基金典范工程”。

结合实践,她不断对“乐和”理念进行调整。在最新版本的阐述中,“乐和家园”被描述为一个“生态文明的落地模式”,从治理、生计、养生、礼义、人居五方面实施生态社会建制、生态经济发展、生态保健养生、生态伦理教化和生态环境管理的综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

刚刚接触“乐和”理念的人都难免要问:这套听起来有些玄乎的乡村建设理念,究竟能否落地生根?

生态家园落户震区

2008年7月,廖晓义第一次去到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在一片废墟之上,她向村民描绘了生态家园的美好蓝图。村民不相信,玩笑似地喊她“疯婆子”。

其实廖晓义自己清楚,她既没有灾后重建的经验,也没有多少社区建设经验,更不是四川当地组织,要在震后废墟上赤手空拳地打造一个新家园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加重了“乐和家园”理论的乌托邦色彩。

廖晓义深知自己的软肋所在。在到达大坪村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她打下了乐和家园的根基:帮助村民筹办“大坪村生态协会”并成功注册为社团组织;邀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刘加平实地勘测并设计建房图纸;邀请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团队对大坪山进行专项地质评估;发起“绿手绢行动”,为村中妇女提供绣女培训,打下生计项目的基础;和村民们在震后废墟中琢磨出可行的重建方案。

当年8月,“红十字乐和家园”项目获批,项目资金全部用于大坪村震后重建,生态民居建设得到资金支持。9月,三户生态建筑样板房选址动工;10月后,第一栋样板房落成。至2009年12月,大坪村近百户村民已基本完成家园重建。

这些错落分散在大坪山山坪的生态民居就地取材,主体为木结构,具有四川民居特点,风格统一,与山林景观相映成趣,大部分配备沼气池、节能灶和生态旱厕,理论上还可抵御十级地震。

大坪村村民几乎是四川受灾震区中最先住上新房的。根据震后原址重建的相关政策,每户人家可领取两万元左右的国家补贴,“红十字乐和家园”项目再按人头每人补贴4850元,而每栋100平方米的木屋造价仅为五万元左右。如此,对于一户五口之家,仅需再掏几千元便可完成主体房屋的重建。

从项目实施至今,彭州乐和家园项目共得到近500万元资助。其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后两期出资365万元,资助大坪村94栋生态民居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四个公共建筑;壹基金资助100万元用于“乐和书院”及产业发展;此外还有南都公益基金15万元人力成本资助款、友成志愿者驿站提供的志愿者支持以及自备干粮的刘加平和他的义工团队。

与政府在震后重建上的大规模投入相比,民间资助宛若杯水车薪:大坪山下选择“统规统建”的村民不仅不用为政府出资建造的新居支付一分钱,还可以拿到每人8000元的宅基地赎回补贴——这让大坪山上随乐和家园选择“原址重建”自己掏钱建房的村民感到很不平衡。当初那种因为住进自建的生态新居而又不离开自家田园的喜悦变成了某种懊悔,继而转变为对廖嬢和乐和家园的抱怨。



金子般的“盐巴钱”

2008年9月,北京地球村、大坪村村委会与大坪山生态协会签署三方合作协议,确定三方联席共治模式。后又签署一份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合作协议:北京地球村以51%的控股份额成为大坪村经济开发的经营主体(其中3%设立公益基金),参与生态协会的村民集体占有49%的股份,经营所得按比例分配。这样,生态协会成为村民共议协商和管理经营的自治组织和乐和生计项目的“社会企业”载体。

根据协商,村民将建房后富余的土地拿出来,以土地入股生态协会。这些土地中的宅基地被用来修建公共建筑,此外还有十几亩耕地用于生态农业生产。说是“入股”,生态协会每年仍以每亩500元的标准补贴向农民补贴青苗费。不过,由于国土部门并未对原有宅基地面积与震后新建房屋实际使用的宅基地面积的差额部分进行产权认证,大坪村公共建筑土地产权的合法性问题仍旧悬而未决。

为发展生计,地球村为大坪村引进了猕猴桃、山药子、生态鸡等生态农业项目。不过,由于生态食品的市场尚未发育,村民暂时无法接受生态农业的理念或看不到种植前景,种植积极性并不高。生态协会只好自己出面,雇佣村民在公共土地上进行耕种养殖。由于成本投入与收益之间的不平衡,常驻大坪山的志愿者卢祖兰开玩笑说:“种出来的不是黄豆,是黄金;不是山药子,是珍珠”。

地球村还通过自己的人脉和社会资源,给大坪山带来一些安全稳妥但是数量有限的培训项目,生态协会从人员住宿和提供场地服务上赚得一些利润。在生计项目之外,地球村还自己出资,为村民修庙、修路和环境改造投入4万余元。

根据生态协会提供的2010年8月至今年8月的财务表,大坪村村民共从妇女刺绣、厨娘劳务、环境打造、农产品收购和出车费用等项目中累计获得七万余元收益。刨除各项劳务支出,生态协会还获得三万余元利润。根据协议,所有加入生态协会的94户村民都可按比例获得“分红”。不过,村民似乎并不满意。前两次人均66元的“分红”收入,被村民戏谑为“廖嬢发的盐巴钱”。

2010年以来,随着大坪村声誉的传播和志愿者团队的调整,以生态旅游为主打的新的生计项目正在接洽。加之久而未决的矿山要在近期关停,进村公路也已修整拓宽,乐和家园的经营状况正在好转。

大坪山上的守望者

几年过去,廖晓义希望“能为后人留下一个民间组织参与灾后家园重建的小盆景”。

2011年七月,一支由学者组成的第三方评估团来到大坪村,对红十字乐和家园项目进行评估。一位参与此次评估的调研员认为,比对项目计划书,乐和家园项目基本是成功的。“项目有很多遗憾,以至于村委会、生态协会、村民乃至基金会都有些情绪,但项目成绩不可抹杀。”

廖晓义承认:“我们要接受这些失败,特别是生计项目上不成功的探索”。在廖晓义看来,处于大坪山“肚脐”地带的矿山是乐和家园发展乡村旅游的最大障碍,隔三差五开山炸石和运送石灰岩矿的拖拉机给游客的人身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不过,在种种不成功的探索之中,最令廖晓义耿耿于怀的还是“因过分救助而滋长了村民的依赖心理及部分人的贪欲”。

在大坪山上,操着重庆方言的廖晓义和当地的其他农妇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她与她们同住帐篷、板房,吃泡面、咸菜。最初,村民信任她,崇敬她,感动于她为大坪村重建付出的辛劳,亲切地称呼她做“廖嬢”。他们跟着她建房子、修公路,期待她许诺的那个美好蓝图变做现实。等到两三年过去,房子建起来,钱袋子却还没鼓起来。村民看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热情逐渐消散。

“很多村民一直以为地球村是北京来的开发商,做农家乐开发,自己可以从中捞钱。他们不懂得社会企业是啥子东西,也肯定想不明白廖嬢为啥子要从外面找来钱给大坪村盖房子”,生态协会会长袁义全说。

“不管怎么说,廖嬢在大坪村至少没有什么错。她为大坪村付出了那么多。她也不像山下那些的开发商,她没有从我们这里刮走一分钱”,袁义全说。

廖晓义承认:“我们过早地抛出了那张也许要用十五年才能完成的蓝图,造成了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

同样体会到落差的,还有一批为乡村建设的理想来到大坪村的年轻志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来到大坪村几个月后,就陆续离开了。

“说起乐和家园,除了廖老师,谁会想到第二个名字?”一位离开的志愿者认为,团队成员的贡献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她需要的只是别人跟着她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地球村,仍有若干坚守十年的项目官员。面对基金会和国际组织的高薪吸引,他们并未离开。

至2010年下半年,各资助方在彭州大坪村的项目陆续收尾,仅有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继续提供三名志愿者的津贴。经过多次人员变动,北京地球村在彭州大坪村的项目人员基本稳定下来。此时的大坪村村民,对“乐和家园”已早无两年前那般高涨的热情。

面对日渐冷漠的村民和来来去去的志愿者,廖晓义和她的团队并没有放弃。“我清楚地知道,这不只是地球村的坚守,也是民间组织参与灾后重建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坚守,是5•12以来公民精神的延续”,廖晓义说。

地球村项目团队重新评估了“乐和家园”的处境:现在的彭州乐和家园是“村支两委主导、外部组织助推、内生组织运作”。过去基本上是地球村拉资源、找项目,但这并非可持续,最终的发展还是得靠生态协会自己的成长。袁义全也承认,村民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自己也没念过多少书,以前连账目都不会做,“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2010年7月,廖晓义转战重庆市巫溪县,受聘为巫溪县政府顾问,在巫溪县委、县政府的主导下,开始乐和家园建设的政策设计。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廖晓义团队和当地县、乡干部一起,在巫溪县大坪、羊桥、三宝3个村和县城6个社区启动“乐和家园”建设试点。仅一年时间,乐和家园已从最初的3个试点村辐射到三十余个推进村和众多的发学习村。

孤独的探索

从环保名人到乡村建设,廖晓义的转型在圈内引发了不小的波澜。面对内容丰富、表达玄妙的“乐和”理论和乌托邦色彩浓重的“乐和家园”试点,外界的质疑从未停止。

质疑的中心聚焦在廖晓义个人身上:廖晓义是不是将个人理想凌驾于机构自身能力之上?一个几百万的项目,如果连窗帘都要她亲自来选,这个项目的执行效率如何?这些质疑,像一根根暗箭,刺向这位年近六旬的妇人。

“我不想解释其中的细节和个中的难处,因为眼下的风气是:不做的去评说在做的、没有经验的去点评有经验的、模板上刻守成规的去评价实践中艰难创新的。对于那些只说不做、就凭自己脑子里的概念就对乐和家园指手画脚、甚至不愿上山来看一眼的所谓的公益意见领袖,我是感到很愤怒的”。讲到此处,这位刚坐了13个小时的大巴从巫溪来到成都、又沿着蜿蜒的山路回到这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大坪山、农妇模样的廖嬢,突然情绪激动起来。

“这本来就是一个探索,请不要那么苛刻。对于在做事、在探索的人,难道不该有一点基本的宽容吗?中国那么多的学者,难道不应该多一些人蹲在基层来试试错吗?”廖晓义努力压抑自己的愤怒,试图保持温婉。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公开指责廖晓义“不懂得做社会企业”的环保人士冯永锋依旧中肯地指出:“她相信自己正在建设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理想乡村模型,她确实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勇于投入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

“如果中国有全面系统的做乡村社区建设的NGO成功者,那我肯定会虚心向他们讨教。而现在,我只能自己来试错。”廖晓义说。

廖晓义的洒脱获得了一些圈内朋友的羡慕。毕竟,像她这样为“创新”而倾其所有的个案,在公益圈中少有先例。

随廖晓义从彭州来到巫溪的“80后”志愿者李洋在过去两年真切体会到乡村建设的、尤其是在乡村做社会管理创新的艰难,“家人不理解,有时候真想要放弃”。他很多次想要离开,但最终没能放下这位严厉、浪漫、还有些唠叨的“廖妈妈”。

由于白天关照乐和家园建设,晚上还要熬夜写书稿,廖晓义的眼窝下面拖着两只大大的眼袋,长期睡眠不足也加重了皮肤的干涩。为了免去白头发的困扰,她在不久前将头发染成了红褐色。在人前,廖晓义总是精力充沛,知性而得体。略微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其实她的脾气不太好,“爱生气,还有点偏执”。不过,据志愿者们观察,最近半年里,她的脾气转变很多,“更加耐心,也更容易听进别人的建议”。

在记录彭州大坪村乐和家园建设的纪录片《家园》里,廖晓义与女儿就乐和家园建设的反复争执是全片最大的矛盾点。即便是在最为支持她的女儿看来,她还是太过理想。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因之翻作MyMother’sDreamland(直译作“母亲的梦乡”)。

2011年的中秋节,廖晓义在巫溪乐和家园度过。她坚持去到羊桥村九个自然村的中秋联欢现场,和村民一起赏月,共歌共舞。一下车,她便立即被热情的村民包围,干瘦的身体淹没在昏暗的灯光下。在回县城的蜿蜒山路上,她哼起几段歌谣,忆起三年前在彭州大坪村和村民在废墟中办起的那场“一无所有”的中秋联欢,之后迅速恢复平静,少有言语。

廖晓义的表妹卢祖兰察觉到她的孤独:“村民喊她廖嬢,也许她就觉得找到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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