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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和溪山渔隐图

文 / 晓燕

      晓燕,某基金会负责

 确实,看书是养病时极好的一个消遣。爱看书的人,生了病,心安理得地放下一切,饱览平常想看而没空儿看的书,这也算疾病给人的补偿。但前提是,生的病不能过重,最好是扁桃腺发炎,阑尾炎,或左脚跟骨裂什么的。假如一夜间,你莫名其妙地变成癌症病人,你很快发现,大部分书对你失去了吸引力,阅读口味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比如,迷恋了20年的张爱玲姑奶奶,刚出土了两本遗作小说,花了两百多块大洋买来,却怎么也看不下去。要在以前,两天不吃不喝,也得看完。德鲁克的非营利组织管理系列,更是连拿都懒得拿。这些书一下子变得和我无关,好象繁花和烟云,迷蒙地飘在远处。

岂止阅读口味,整个世界都变了色,像摄影底片和冲洗出的照片那么色彩颠倒,刺眼地清晰。曾经最实在的东西,房子、钱、才智、工作、成就、旅行,暴露出可怜的本相,坍塌在可有可无的背景中;曾经时隐时现的虚影,信仰、爱、情意,骤然凸现在眼前,成了生命的主色。

读得有些麻木了的《圣经》,重新焕发光彩,成为最给力的泉源。养病期间,也读过一些重病幸存者写的书。

生死边缘的沉思录

印象最深的,是300多年前的一位英国前辈,约翰·多恩(John Donne),写的一本书,Devotion Upon Emergent Occasions。中文译本的名字是,《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

这本书确实是在生死边缘写的,诞生在1623年的伦敦,英国恐怖的大瘟疫时期。作者多恩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大师,后来成为基督教会的牧师。瘟疫发生的前两年,他刚接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任牧师。那是英国最大的教堂,三百多年后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在那里举办了著名的世纪婚礼,也是今天伦敦一日游的必到之处。

16到17世纪,瘟疫曾多次横扫欧洲大陆,多恩一生就赶上三回。光是最后一次,两个月里,伦敦死亡的人数就超过十万人,占总人口的20%。伦敦城里的有钱人全跑光了,整个城市像个荒废的鬼城,石板路缝里长出野草。让人不禁联想起2003年SARS时北京空旷的街道,只不过那时的伦敦渗人得多。当时,一经查出某家有发热、身上冒出斑点的病人,巡查人员便用红漆在那家的大门上打上一个醒目的大红叉,在窗口写下“愿上帝慈悲”几个字,全家从此不准外出,违者会被处以严厉的鞭刑。街道上最大的动静就是收尸的马车声。从清晨到晚上九点,是掩埋死者的时间,九点以后,病人家庭才可以打开窗户透透风。

那年,多恩选择留在伦敦,在圣保罗大教堂抚慰无处可逃的百姓。但很快他自己也倒下了,被送出城与世隔离。以他对瘟疫的了解,多恩确信,自己必死无疑。在孤独隔绝的两个月里,他写下这本书。

“人的境况真是多变而悲哀! 刚刚我还身强力壮,顷刻间就病痛缠身。变幻之突然,令人不堪承受,形势每况愈下。”书的第一页这么开头。我和所有癌症病人,都体会过多恩的这种心情。拿到癌症判决书的那一刻,心就象做自由落体,出了身体,一直坠入地心。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恐怖疾病,竟然也落在自己头上。

很快,多恩发现自己“食而无味,了无生气,膝腿下沉,衰弱无力”,接着“浑身发烫,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盼望医生能救他。当他从医生眼睛里发现恐惧时,他“自己的恐惧超过了医生的恐惧”。身上瘟疫的斑点日益明显,持续的高热使他昼夜无法入睡。失眠和加剧的病痛,似乎比死更难忍受。

最近看了电影“非诚勿扰2”,里面孙红雷说,“兄弟不怕死,但我怕生不如死”。没有预兆的突然去世,如同没有知觉的来到世上,人无从怕起。清晰地预知自己的死亡,并走过一段痛苦的过程,才是对心灵巨大的折磨,很多心灵在身体之前先崩溃了。

但多恩没有。非但没有,随着病情一天天恶化,他的心愈发敏锐活跃。

绝大多数人无法太久地思考自己的死亡,就像人不能注视太阳超过几秒钟,后者太刺眼,前者太刺心。得过癌症的朋友都体验过,死亡威胁下那种令人窒息的生理感觉,它会逼着你在心里与死亡保持距离。因为那种状态时间稍长,身体会出现各种失控,发抖、虚脱、昏厥……但多恩挑战了这个极限,走到了死亡黑洞的深处。部分原因是,他的死亡实在是近在眼前,当时瘟疫而亡的过程都很短。

人类思考痛苦与死亡的书不计其数,多恩这本书最特殊的是,它是写给上帝的,是他和上帝的对话。以当时的情形看,当他去世,没有人会碰他的遗物,因为怕传染,病人的遗物必须被焚烧。所以,这本书不是写给别人,完全是为了自救。也正因此,书写者完全去掉了粉饰和伪装,以赤裸的灵魂地站在上帝面前。它不是哲学思考,是灵魂和感情淋漓尽致的表达,对着上帝。

读到某些段落,他的坦诚让我吃惊又感动,比如他剖白自己的虚荣和软弱,“面对诱惑,我本应躲藏,却反而感到加倍的吸引,身不由己。面对危险与诱惑,我无法洁身自好,反而伸手索乞,纠缠不清。”这位可是人人尊敬的圣保罗教会的大牧师啊!只有至诚、至真的人,在上帝的光照下,才能看到自己灵魂的幽暗。多恩知道,上帝早看穿了他的心肺,而忏悔只让他与上帝更亲密。

很多时候,多恩站在上帝对面,和他辩论。他哀怨地质问上帝,“对于我,你为何不留一点余地?”但很快,他走到上帝的一边,试着用上帝的眼看待苦难,“这不是出于你的手,是出于撒旦……你将亲自温暖我。你让我剥离自己,让我厌倦于尘世的美食和逸乐,你敏锐我的灵性,让我靠近你,帮我理解你……”有时他得到启示,但疑惑又浮现心头,他和这些疑惑搏斗,如同与病魔较量。自始至终,他的祷告从未停止,坚韧而热切。

在隔离的孤独中,他对上帝说,“我可以不怕孤独,但前提是必须始终与你同在……你从此刻就算我为义,让我因你的仁慈看见你。”

病情稍微缓和时,多恩的思想信马由缰,或审判自己,或审视世界。他对自己和人性的评论犀利而不失幽默。比如他写道,“上帝把死亡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免有人向死亡行贿”。“很少有幸福不是天生混杂着太多虚伪,与卑鄙的金钱纠缠不清,就像在数量上,劣等的混合金属总是压倒高贵的纯正金属。”

病情起伏跌宕,多恩的身体饱受折磨,他的灵魂也在黑夜的风浪上颠簸。但怀疑、质问和悲哀,不断地转为反省、赞美和安宁。他紧紧抓着上帝应许的舵,最终驶进内心的平安。

在最黑暗的一天,多恩听到教堂为下葬的人敲响的钟声。从钟声里,他听到别人的死亡,也听到了自己的死亡。那天,他写下了后来英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句……(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多恩的了解也只限于这几句话。)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这段文字之所以深入身心,我想是因为它写出了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朦胧感受。无论身处穷富贵贱,某些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彼此承受同样的命运。当我们失去亲人好友,或得知灾难中丧生的陌生人——汶川的地震,上海的火灾……生命突然的消亡,穿透日常生活的麻木,刺痛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生命的短暂和必朽,让我们不由地谦卑下来,对生命更加感恩,对他人生出一份怜爱之心。苦难让我们彼此相连。多恩的话就是这样地提醒着我们。

多恩是大诗人,为做牧师他放弃了写诗,但他的思想和诗情,穿越语言的隔阂和近四百年的时空,仍然震动读者,如风起云涌,惊雷闪电。多恩之后,无数文学家、神学家感叹,他为人类留下了高纯度、高强度的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

美国著名的基督徒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y)谈到多恩的这本书说,“那本古老的书在思想痛苦的问题上,给了我不可或缺的指引。不仅是在一位朋友去世时,每逢我被痛苦所淹没时,我会在他里面找到洞见。多恩可以说是尖锐而不至于亵渎,深邃而不至于抽象或者没有人情。他彻底地改变了我对痛苦和死亡的想法,更帮我指明,我的信仰可以怎样去回应那些不可或缺的危机。”杨腓力道出了我的心里话。

非常庆幸,多恩逃过了1623年的瘟疫,稀奇古怪的治疗居然让他重返人间。不仅如此,1625年更大规模的瘟疫袭来时,多恩再次病倒,却又一次奇迹般地生还。他最终病逝于1631年,去世时只有51岁。至今,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里,还有三个多世纪前为多恩铭刻的纪念碑。

多恩和一些心灵充电的书,恢复了我阅读的胃口。

重新发现了唐伯虎

化疗反应最强烈时,看字书吃力,中国古画册成了我的最爱。小时候对灰黄陈旧的古画不屑一顾,现在看老祖宗的画,象吃巧克力一样过瘾。一个小学美术课经常得“中”的外行,能喜欢这些画,一定是因为它们本身无法抗拒的魅力。

一月份,又一轮化疗反应袭来——强烈内热、胃里翻腾,难以入睡、四肢无力,新订的几本画册及时赶来增援。印刷精美的高仿古典名画,一页页地连续拉开,有的长达十几米。每一本都是给我降解化疗副作用的良药。

欣赏典雅的中国古画,应该熏上一碟松柏精油,再放一盘高山流水的古筝曲。可惜,这两样手边都没有。一张小野丽莎的精选唱碟刚到。中国古画和小野丽莎的Bossa Nova音乐,如同熊掌与鱼,很不配套,但皆吾所爱,只好同时饮用。

窗外飘着雪,上海几十年难得的大雪。泡上一壶龙井茶,拉开落地窗帘,铺展明朝画家唐寅的“溪山渔隐图”,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过去对唐伯虎知道最多的,是他纠缠漂亮的秋香姑娘。心目中的唐伯虎,是羽扇纶巾貌的风流公子,整天左拥右抱,兴致来了就写诗画画。以前看过他的两张仕女图,印象不深。这回看他的“溪山渔隐图”,吓了一跳。它太不象我心目中的唐伯虎所作。

画里好像是明朝秋天的一个下午,靠湖边的大山里。进山没有路,只能划船。画家的想象力惊人。在六米多长的画卷上,他把山峦、平湖、丹枫、巨石、飞泉、古松,安排得出神入化,又真实可信,美到融化人心,让人想钻进画里。布局和落笔雄劲酣畅,难以相信这是出自一个说吴侬软语的苏州画家之笔。深山里开着三个小party。茅屋里的清谈会刚开始,书童忙着烧茶,迟到的友人在湖里赶路;瀑布下有两人,每人各坐一船,用横笛轮番飙曲;垂钓的人在一个敞軒周围,有老有小……

这张画据说是唐寅的佳作之一。吃惊地发现,美妙山水中的十二个人物,竟没一个女人。看来,真实的唐寅,并非无色不能活。他最终的理想境界,一定是超脱了色欲诱惑的安宁之地。图上的山水,隐逸静穆,又轻松自然,美得大气脱俗。但一切与人有关的,房屋、衣着、用具、船只,都非常朴素,接近清寒。从画里能隐隐地闻出,画家温暖情怀的背后,似有贫困的生活,和我心目中的唐伯虎相去甚远。赶快上网查了下唐伯虎的生平,果然,他一生非常坎坷清贫,晚年更是凄凉。再读又知,唐寅从来没碰见过秋香。点秋香和三笑都是后人编的肥皂剧。我为重新发现了唐伯虎而欣慰。

他们同在明朝

看唐寅的画,读他的身世,不禁又想到多恩。这一东一西两位才子,很有些相同之处。他们都生活在中国的明朝时代,唐寅离世在1523年的嘉靖年间,多恩出生在1572年的万历元年,中间相距40多年;俩人都生长在当时繁华的都市,伦敦和苏州;都来自富裕的商人家庭;同样的天才横溢,多恩16岁就考进牛津大学,后来创立了“玄学派”诗歌,唐寅诗书画俱佳,他们都是文坛的标杆人物;年轻时同样的放浪不羁,唐寅曾给自己刻了一方“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多恩后来常为早年的过失忏悔;两人大概都相貌英俊,多恩21岁的一副肖像上,嘴唇很像女影星安吉丽娜玖莉;青年时代两人家中都屡遭不幸;同样的仕途不顺;都娶过一位美丽的妻子,也同遭妻离子散,多恩有6个夭折的孩子,爱妻的去世更让他哀恸不已,唐寅据说因为太穷困,妻子离他而去,他成了一个女儿的单亲父亲;他们都有宗教信仰,唐寅晚年信了佛,号六如居士,多恩一生信耶稣,最后做了牧师;他们都在50岁出头就去世了。

境遇相似,但他们的心境似乎很不同,特别在晚年。他们离世前的文字,最有代表性。多恩书里饱含对上帝的渴慕,他把上帝的爱折射到人间,当年曾给恐惧中的伦敦人以深沉的安慰,他的文字热量极高,至今温暖着后辈阅读者的心;唐寅临终留有一首绝笔诗,“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这个愤世弃俗的才子,好像一直在苍凉地漂泊。如果他俩能相遇,该多好。

屋里,小野丽莎的嗓音如歌如诉,这个巴西长大的日本女子,有欣赏多元文化的独特视角,她把巴西的Bossa Nova音乐,融进美国的灵歌、蓝调、爵士、法国的香颂,伴着东方人特有的低调,唱出人性的丰美。她的歌声,一再把我从明朝的怀想中拖离出来。屋外,雪下得越来越大。漫天的雪花,如万千优美的灵魂,翩然落下。此刻,人间就是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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