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业家>《社会创业家》杂志>2013年第01/02期 总第56期>封面专题>2012:成行之年

2012:成行之年

文/章高荣

      

2012,中国公益并没有如开启中国志愿元年的2008年那样牵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也没有如2011年那样,在“郭美美”等诸多负面事件的影响下整体陷入低潮期。2012,中国公益在相对平静之下却进展显著。这一年,中国公益确确实实迈出了扎实的一步。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公益已经进入了现代慈善的战略转型期,要素已经具备,未来1-2年中国慈善如何发展,现代慈善能否确立,她所影响的并不是行业本身,而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

成行之年

用一个词来对2012年中国公益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概括,那这个词将是“成行之年”。如果说以往中国公益,包括社会组织还处在各自为政、散兵游勇的阶段,公益还被认为仅仅是一个奉献爱心的事业,那么2012年中国公益已然具备了作为一个行业存在的各项要素。

首先是行业共同体及其沟通机制的建立。7月,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召开,作为首个国家级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平台,她在资源对接方面的效力可能并没有如预期的那么显著,但仅从交流会同步举行的10场峰会(研讨会)、41场沙龙的作用与效果来看,她无疑提供了一个形成行业共识,探讨行业发展极为重要的平台。当然,一个深圳慈展会可能无法确认行业是否形成,那么8月中国(宁夏)黄河善谷慈善博览会的召开却从侧面佐证了公益作为一个行业存在的社会及经济价值。

除此之外,行业细分,尤其是行业产业链条关键环节的专业化和体系化意味着行业逐步形成。非公募基金会作为整体存在即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信号。第四年的非公募论坛已经转变为具体战术层面问题的探讨。作为未来中国公益行业组成中的重要一环,非公募基金会的成熟预示着行业将走向成熟。

最后,2012年教育、培训以及研究等支持体系日趋完整,相关成果已经超越了历年之和。公益培训、教育和研究体系已经基本完备。这一培训教育体系不仅仅结合了政府、高校乃至商业机构,也结合了国际慈善发展的优势资源。因此,如果说2011中国公益慈善仅仅是事业而已,那么2012年开始中国公益已然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业了。

 

“透明”之惑

“透明”成为2012年围绕公益组织年度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这个透明既来自于公众的诉求,也来自于行业自律和政府规范的需求。在行业内部,首先是《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年度透明指数”为45.1分(总分为100分),与上一年度相比,虽然透明度提高了46%,但仍然较低。2012年,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工作表示不满的公众比例为61%。其次,针对基金会的中基透明度指数显示,60%以上的基金会透明不达标,44%的基金会得分远低于平均分。在政府方面,民政部出台《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规范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若干部门规章,意图加强公益组织信息公开。在公众方面,年末对于儿慈会洗钱的质疑又将公众对于公益组织的质疑推向了顶点。“透明”成为困扰公益组织的一条主线。

当然,如果仅仅将中国公益组织的“透明”之困归于组织本身,那么不仅有失公允也无利于行业发展。客观的讲,中国公益的信任缺失首先是中国社会整体信任缺失所导致的公众对公益组织某种程度上的“有罪推定”。如果说,官方背景公益组织受公众质疑某些方面可能是代公权力受过,那么2012年公众所体现的则是对公益组织普遍性信任缺失,而无关乎是否具有官方背景。其次,透明之困更源自慈善组织本身的能力所限,这种能力缺失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不懂得如何专业化的去进行信息公开透明,不懂得如何与公众有效沟通,不懂得如何应对危机。中国的公益组织可以说大部分还不成熟,进入成熟期的公益组织实在寥寥可数;最后,行业自律,或者说行业内部的第三方评估结果经媒体发布,一方面的确是促进了公益组织的透明度与公开化,但另一方面无形中又增强了公众对行业的不信任感。

透明不是目的,透明只是手段,赢得公众信任才是目的,而赢得信任不仅仅是靠透明,没有全面的“透明”照样可以赢得信任。因此未来整个行业可能需要对“透明”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当下,中国公益整体依旧脆弱,如果我们不加以引导,在当前关于公益组织监管的法律制度还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如果一味的追求透明,不顾公权与私权的区别,那么当一个个体公益组织在面对压力时是全无招架之力的。也许有人会说,需要的正是这种涅槃式的倒逼才能优胜劣汰,让真正优秀的公益组织脱颖而出,可问题却是当前绝大多数公益组织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想不想公开的问题,而是会不会公开的问题。另外,能力的缺失使得很多公益组织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不足。当一个组织受到质疑时,其实影响的是整个行业。公益行业需要监督,需要批判更需要积极的建设者,在推进透明的过程中需要明确“透明”的适用范围,对“透明”的激励措施等等。在对“透明”的追求过程中可能也需要方式上的改变,我们应该鼓励优秀者,而不是一味的挖掘不足者。

“力量”之源

国家层面的慈善政策包括股权捐赠免税等并未出现实质性的进展,公益组织在重建公众信任的过程中也依然困难重重,岁末的“儿慈会”事件使得本已脆弱的公众信任更加缺失。然而,“微博公益”和“大额捐赠”却作为2012年度最为“正”的力量为整个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地方层面的立法创新又从制度层面提供了解决之道。

微博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自“单位”瓦解、行政劝募失效之后公众参与慈善最为重要的渠道。从“西单奶奶”、“鲁若晴”、“北京爱情故事”到“拯救候鸟”行动,从7•21北京暴雨的民间救援到请农民工吃饭。微博时代的“名人效应”+“公益话题”+“公众志愿”三位一体的共同作用使得2012微博成为最具公益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平台,也使得公益理念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

同时,大额捐赠的常态化,尤其是超百亿捐赠承诺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公益已经具备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大额资金的进入,如果以非公募为载体,将使慈善资源具有了可持续性,相当于社会具有了一大笔长期稳定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财产。其次,大额资金的进入使得公益项目具备了开展大型项目的可能性,具备了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具备了项目广覆盖的可能性。这一点对于当下社会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发挥出慈善的力量,让普通公众感受到善的力量,才能够有效的重拾对慈善的信任。最后,大额资金将引导和重塑中国富豪对于财富的价值观。在大额捐赠的带动下,财富向善和资本的社会性将被进一步发掘。这对缓和贫富矛盾,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方面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2012在慈善立法方面,虽然中央层面并无实质性的改进,但是地方层面的立法创新却为未来全国慈善法律框架的确立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广州市和上海市的募捐管理条例进入实施,温州市出台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系列政策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除此之外,2012年政策层面最为重要的乃是深圳慈善条例的立法创新工作。虽然深圳条例并未正式出台,但是从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送审稿)》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慈善发展所需要的扶持性的法律框架体系在深圳的条例中基本完备。深圳慈善条例无论在慈善组织准入方面,还是在捐赠税收减免方面,以及慈善组织所得税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突破。毫不夸张的说,深圳慈善条例哪怕只有一半的创新最终通过,对中国慈善行业的推动也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2012又让我们相信中国慈善发展其实不乏动力,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促进,如何将这种力量之源转变为切实的推动力。

“发展”之道

虽然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仍然为“透明”所困,公众信任的重拾也任重道远。但2012中国慈善行业的初步成行,中国慈善在文化养成、大额资源和法律创新等诸多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得慈善行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具备了完成战略转型的基本要素,中国慈善跨越式发展也将成为可能。

当前中国慈善如何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如何重建公众信任。信任并不是仅仅靠透明所能够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实现三个方面的可及性。首先是慈善组织信息的可及性,在这个过程中慈善组织不仅要制定网络渠道进行信息公开,还需要充分利用微博的平台来进行信息透明、资源募集和志愿者招募,并且需要变被动的信息公开为主动的分层次的信息推动。其次,公益组织的可及性。慈善组织门槛的降低可以通过增量的加入为行业带来新鲜的活力。同时,只有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慈善组织的运作中,公众才能更加理解慈善专业性的重要性。第三,项目的可及性,让更多的公众感受到慈善的力量。

这三个可及性的实现除了政策放宽准入以外,更需要的是慈善组织自身能力的提升。需要提高的是慈善组织的管理能力、项目运作能力、筹资能力等诸多技术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服务的购买与扶持极为重要。其次,需要部分非公募基金会致力于行业推动和扶持,需要更多的机构致力于人才培养,致力于公益教育和研究等等。另外,公益组织也要通过改变自我体制,为改革引入动力和压力,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建立其实就是一种体制性的创新。

中国慈善行业的发展犹如中国社会的折射,却又要成为中国社会最为公平、透明、高效的部分,无疑需要付出更多,但是相信,只要公益组织和公益人都具备锐意改革和创新的精神,中国慈善的发展就会快速进入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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